马克思指出，中国的精英在鸦片战争数十年后仍然固守着自己的观念，“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在第二次饱尝鸦片战争失败之苦后，徐继畬对世界大势的认识终于拨动了改革派政治家的心弦。1867年，改革派领袖恭亲王奕重新启用徐继畬为总理衙门行走、同文馆事务大臣，并且定《瀛寰志略》为教科书。

默默无闻20年后，《瀛寰志略》终于赢得世人的尊敬和肯定。清朝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出使英国归来后由衷地赞叹：“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

 

 

天朝上国之谜：天朝20个附属国如今何在

 

《瀛寰志略》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其对西方政治制度优点的正视和学习，为后来的维新思想家作了政治改革的思想启蒙。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说，见《瀛寰志略》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梁启超也称：“在沪始见《瀛寰志略》，始知五大洲各国……当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地理知识，实自此始。”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早在1859年就已开始大量翻印《瀛寰志略》，称此书“通知世界之南针，大有助于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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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晚清社会的一大难题，是究竟接受开放的事实改革自强还是一味地顽固封闭到底。正如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增长推动了西方的复兴一样，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也为深受传统思想束缚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观念。通过这本书，徐继畬向清朝统治者和士大夫们传递了世界的新图景和改革的呼声。19世纪后期，西学在中国广泛传播，此后各种救国思潮兴起，《瀛寰志略》实为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