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人进行了以实现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明治维新，我们则进行了一场在强大官僚资本支持下的洋务运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矿山、企业，甚至铁路都转给了私人经营，而我们竟还有不允许私人开矿山、建工厂的荒唐规定，对民间企业还百般刁难，也不知道李鸿章之流在想什么。

　　如果非要说李鸿章卖国，这大概是他后来不得不卖国的经济根源。腐败的官僚们只知道下馆子、逛窑子、娶姨太太，变着花样压榨贫苦百姓、手工业者，甚至小业主，不给他们留下任何发展空间，整个社会弥漫着腐臭的不思进取的风气。好像只有官僚的洋务工厂才是民族工业，私人的工厂就不是我们民族的工业发展似的。我们把这种思考逐渐的在社会各个层面上蔓延，籍此制造出各种腐败的借口。

　　北洋水师的命运是悲壮的，爱国将士的事迹也非常感人，但当时这支水军几乎是以亲属和乡友关系组织起来的，这也是事实，其内部腐败程度可想而知。

　　我们为其悲壮感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自身问题，或者说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问题，也许正是造成历史悲剧的原因所在。把这样大的失败的责任推给一个人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也说明我们民族到今天也不敢面对这一段历史。

　　日本可以倾全国之力扩充海军，我们的北洋水师却无力购进新的舰船，官僚手中的洋务工厂也没有能力对已有舰船进行改造。连我们的教科书也承认，这些洋务工厂劳动效率极低。岂止劳动效率的问题，这种工厂更缺少的是创新的活力和自我发展的动力，就是政府给再多的钱，它也没有技术能力完成相应发展、改造和技术进步。

　　不是说我们的工厂缺少技术人才，我们中华民族始终不乏詹天佑、华衡芳、李善兰这样的英才，但我们似乎缺少一种更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或者说我们对更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有一种抵触的心态。这才是深层次的原因，是生产关系没有理顺造成的问题。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有认识清楚其中的真正规律，或者说没有对规律真正的进行利用，让这一规律来有效指导我们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