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指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譬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鲁思·本尼迪克特是一位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她以女性的独特视觉观察日本卖春行为，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在日本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女人地位低下，被“喜新厌旧”的男人“始乱终弃”的比比皆是，难以计数。

　　因此这类契约既是男人独占女人的依据，也是女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在日本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大都不喜欢口头的“君子协定”，即便是海誓山盟，倘若没有文字清清楚楚地写着的“纸上契约”，以后难以应付赖账的了。

　　这在日本文化中是不以为“耻”的。因此，如果有了“纸上契约”，无论哪一方都不敢赖账了。日本人是最怕“羞耻”的，更害怕被众人孤立的，万一由于赖账打起官司来，闹不好就是一个剖腹自杀来洗刷“耻辱”。

　　这也许就是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特征所概括的“耻感文化”吧！有人说，在现代的日本十分注重礼仪，但是，人们更看到的是日本许多虚伪的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