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桂西山区凤山县的那片不算富饶，但也不算是贫瘠的黄土地上。世世代代，我的先人、亲人们在这片黄土地上倾注着毕生的精力，浇注着辛勤的汗水，等待着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期望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丰衣足食，也守侯着那份与世无争的淡定从容。

　　1958年以前，我的家乡虽然不是富裕，但我们总算还能吃饱饭。1958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放卫星的烈火似乎烧过了头，一场饥饿梦魇便随之而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一场大饥饿突然而至，黄土地上的人们陷入生存难保的万劫之渊。

　　1959年以后，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留下对“饥饿”的终生难忘记忆。那时，除了粮食，几乎所有的副食和蔬菜都没有了。刚开始，人们还可以从公共食堂里领到少许的蒸饭，即使吃不饱肚子，也还能将就熬过一天。到后来，谁都没有吃的。为了生存，只能吃树皮、野菜，吃牲口才吃的野草，吃拉不出的观音土……小孩熬叫，大人叹息，生产陷入停顿，生存听天由命，万劫不复。

　　那时候我还是凤山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在一个礼拜六下午，我和我的同村同学从学校赶回村里过礼拜天。在不足4华里的盘山路上，就有5个饿死人的尸体横躺在路上，几乎每隔不到一里路就有一只饿殍，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的亲大舅，我妈的亲哥哥。是我首先发现大舅死在盘山路上，然后跑步到外婆家给外婆他们报丧的。后来听我表姐说：大舅是饿得无法忍受，想爬到县城去找儿子、我那位表哥要点东西吃，不想，已经有几天没有饭吃的他，饿倒在盘山路上，成为那个年头千千万万个饿死鬼之一。

　　在我大舅饿死后的两个月，百色地区行署专员赵世同来到凤山县检查工作。这位曾经在凤山县带头闹革命的共产党官员，了解了凤山县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后，愤怒地拍着本县县委书记的桌子，大骂这个县委书记是混蛋官、草菅人命官。接着，他下令开仓放粮，把仓库里的蓄备粮紧急调运到饥荒最严重的村寨。后来，赵世同一直被凤山的老一代人称为“赵青天”。

　　不过，当年年幼无知的我，却抱怨赵专员为什么不早两个月来到凤山县，也抱怨凤山县的大大小小官员们为什么没有赵世同那样良知和良心。

　　毛泽东的“大跃进”悲剧，首先在于他这时已经不能真正了解农民与农村的实情，却有太多的民粹主义情绪。他害怕农村中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他看不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其实就是社会的进步。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了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然，他也不愿意了解不符合他的心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他的晚年，总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切都是坏的，这是他的晚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