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再反观明朝史籍，其中有关宁远战事的某些记载似乎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明熹宗实录》记载，明朝兵部尚书王永光奏称，在宁远之战中，明朝军队前后伤敌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蓟辽经略高第则奏报，在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

　　明人张岱在其所着的《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夷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金国平和吴志良据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酋子”、“大头目”、“裨王”即为努尔哈赤本人。

　　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对此，金国平和吴志良的分析是，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小子”的冷言讥讽，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并发症而死。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大清一代开国君主竟葬身“西洋大炮”口下，为固军心，隐瞒、迟报主将伤亡乃古今中外兵法惯伎。因此，可以大胆推断，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伤后致死。在没有新资料以前，这一点似乎可为定论。

　　正当专家以为此事已有定论之时，清史专家李鸿彬对朝鲜人的着作中的关键证据提出质疑。

　　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不再提出异议时，清史专家李鸿彬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却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证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

　　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1626年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八个多月。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并没有去治病，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不像“重伤”之人。

　　因此，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有没有身受“重伤”，是不是“懑恚而毙”，很值得怀疑。

　　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

　　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一则由于宁远兵败，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忿；二则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并非炮伤，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十一日，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时，与前来迎接的太妃纳喇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四十里的鸡堡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