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新唐书》中记载的高阳公主在太宗面前因为此事失宠与《旧唐书》中记载矛盾较大。《旧唐书》记载在房玄龄病重的时候太宗见表，谓玄龄子妇高阳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当时已经贞观二十二年五六月，而太宗在贞观二十三年五月驾崩。

可见至少在唐太宗驾崩前，唐太宗和高阳公主还是很好的，公主没有任何失宠的迹象。当时房玄龄后期一直是在宫中治病，因此作为儿媳妇的高阳公主跟随进宫从而见到唐太宗的机会较大，如果高阳公主已经因此事失宠，那么太宗是不太可能这样语重心长和她心平气和的对话而被起居郎记载。此事在永徽三年立的房玄龄墓碑上作为荣耀雕刻示人，可见至少在房玄龄死后近四年内高阳公主“丑行”暴露可能性较小，否则高阳公主如何顺利晋封长公主并刻上碑文呢。

 

 

淫荡至极！公主与和尚通奸令驸马看门

 

第四，作为宋朝太宗时期李昉撰写的《太平御览》中史料也未提及高阳公主和辨机事，不知《新唐书》看到何种史料将此事编入史书。“又曰：房玄龄之子遗爱，尚高阳公主。玄龄病，上表谏征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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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见表，谓玄龄子妇高阳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又曰：房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初，主有宠於太宗，遗爱既骄恣，谋黜遗直而夺其封爵。水徽中，诬告遗直无礼於己。高宗令长孙无忌鞫其事，因得公主与遗爱谋反之状。遗爱伏诛，公主赐自尽。”因为《新唐书》成书于宋仁宗时期，又因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故而这段史料来源较为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