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海军，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却主动提出“要打赢就先动手”，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竟将预计年损140万吨战舰的预测数据压缩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弥补损失。负责人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

第三是东条英机，他“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坚决反战的山本五十六也没有勇气对抗上级坚决反战的山本五十六也没有勇气反对上级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亲)年间，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带来空前的自由氛围，却遭遇戾气剧增的局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可上层却相对封闭，这让人人都觉得自己利益被剥夺了。

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在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可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日本，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众矢之的。

近卫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园寺公望一手提拔起来的，但西园寺本人差点在政变中被杀，他后期和近卫观点差异越来越大，甚至不再往来。两人都反战，但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而西园寺则基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价值观，反对为本国利益放弃道义准则。

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没有道义高度，靠贪婪很容易结成罪恶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日本没市场？这确有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责任。当所有脚都不去踩煞车时，结局可想而知，其实，这样的悲剧在近代东方绝非个案，而是在反复发生，从这本书中，我们不难得出四层体会：

首先，后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后发者借鉴别人来减少“试错成本”，是为“后发优势”。可进入相持阶段，又会出现“后发劣势”：一方面，未经试错，社会就缺乏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强者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领先，就会出问题，因为其发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来的，是在“与别人比”中获得的，比的对象一旦消失，就可能走向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