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生涯与人生的第二次转折步入军旅以后，安禄山成为一名捉生将。善于洞察局势的安禄山也许看清了，捉生将要比他互市牙郎的营生更有利可图。捉生就是活捉两番的人口。同他一起做捉生的还有一个同乡叫史思明。他们以活捉的两番人口作为战绩。由于他对地形和山川十分了解，常常以三五人骑马出去，会抓回数十人。节度使很惊奇，给他增加人手，而他也常常更加成倍地完成任务。很快，因为行必克获，安禄山做到了偏将军。安禄山的骁勇赢得了节度使张守?的赏识，遂养为义子，以军功任衙前讨击使，并被授以员外左骑卫将军的职衔。张守?把他当成了养子，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一层。

安禄山一如既往地倚靠对付契丹、奚的功劳作为他进身的资本。有时为了邀功，他不惜用欺骗手段诱杀两番人众，“常诱熟番奚、契丹因会，酒中实毒，鸩杀之，动数十人，斩大首领。函以献捷。”（《安禄山事迹》卷上）同样，为了获得更多邀功请赏的资本，安禄山也有时会主动出击，但这往往会冒很大风险。开元二十四年（736），已经担任平卢将军的安禄山出讨契丹失利，就险些丢了脑袋。本来可以处置他的节度使张守?却给朝廷上奏，请对他处以斩刑，实际上心存侥幸，将球踢给了朝廷。宰相张九龄看得明白：“守?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也认为不应免死，坚持杀他。还是唐玄宗“惜其勇锐，但令免官，白衣展效”，没有杀他（《安禄山事迹》卷上）。这第二次死里逃生，使安禄山有惊无险，得以重整旗鼓。到开元二十八年（740），也就是他38岁的时候，重新担任了平卢军兵马使，再次成为藩镇之中的高级将领。从此以后，他不仅知道了如何创造功绩，而且深深体会到了皇帝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威。经历了这次死里逃生以后，安禄山才真正开始走上了发迹的快车道。

皇帝宠遇和个人经营安禄山38岁以后的个人发展，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如何能够得到皇帝的恩遇上。为了能够准确得到朝廷动态，安禄山按照惯例派亲信在京城的进奏院（类似办事处）探听消息。事实证明，这一思路确保了他的步步发迹。他是如何做的呢？概括说，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贿赂朝廷官员、攀附宰相，依靠众人的赞誉推美，营造个人发迹的政治环境。

开元二十九年（741），河北采访处置使张利贞到营州考察，任平卢军兵马使的安禄山对张利贞及其随员厚赠金帛，结果使张利贞回朝复命之时对他大加称赞，第二年，40岁的安禄山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过了两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天宝五年（746），吏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监察河北，安禄山又如法炮制，和当年“厚赂往来者，乞为好言”一样，结果席建侯在向朝廷的报告中力称安禄山“公直、无私、严正、奉法”。这些皇帝的亲信大臣“并言其美”，皇帝对安禄山的宠信就“意益坚不摇矣”。尤其是他后来媚事宰相李林甫，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获取到更多的政治利益。所谓：“右相李林甫与禄山交通，复屡言于玄宗，由是特加宠遇。”（《旧唐书·安禄山传》、《资治通鉴》）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大量胡人成为唐朝边防军战士，对担任边帅长官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军将及节度使能有效统驭番兵；另一方面，则要胜任守土安边之职。盛世之下内地不闻金鼓，不习攻战，汉族将帅数量相对减少，能够为朝廷所用的将领更是寥若晨星，番兵番将成为边地唐军的重要构成，统领边军的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遂势不可挡。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也正是这样一种形势之下的必然结果。旧史中把安禄山之叛归罪于李林甫重用番将的建议，实际上天宝年间重用番将乃是天宝军事体制变动的结果，是边疆防御局势的要求。李林甫即使首先动议重用番将守边，也是由于这一客观形势所迫。只是安禄山这一胡人能够得到重用，与李林甫等人的推美是有直接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