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1978年春天，刚刚开始勘探工作，山西工作队就在遗址范围内接连发现了居住区和墓地两处遗存，而且很快就都有了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陶寺遗址的第一次发觉整整持续了5年，仅墓葬就清理了超过1300座。除了随葬器物，六座大墓的规模也显示，他们完全可以和后来的历史时期一些诸侯王等级的大墓相提并论。值得注意的是墓葬等级分明，时代也跨越了整个陶寺时期，但六座大墓的时间却都集中在早期。发掘完六座王级大墓，时间已经进入了1984年年底，几乎就在同时一直沉寂着的居住址发掘而已，后来震惊了整个世界的朱书扁壶出现在了一处不起眼的小灰坑里。尽管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他一刻的记忆仿佛永远凝固在了李建民的脑海，在陶器碎片，他清楚地看到了两个用毛笔蘸着朱砂书写字，多年以来，如果您不少史前遗址都曾经发现过类似文字刻画符号，但学者们依然认为出土于商代阴虚遗址距今3600的甲骨文，才是中国最古老的成熟文字。

仔细端详手中的陶器残片，并不精通古文字的李建民竟然认出了其中的一个，这就是文化的“文”字。陶寺与商处在同一时期这当然不可能，因为通过墓葬的发掘，工作队早已将陶寺遗址的年代定位在了距今3900至4300之间，传承400年左右的陶寺文化可以界限地分为三期，其中陶寺早期大约持续了200年，中期和晚期各占100年。拥有不止一座王级大墓，又出土了清晰的文字，那么当时的陶寺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成熟的国家，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陶寺遗址难道就是人们苦苦寻觅的“夏墟”？

这里是陶瓷宫城的另外一处城门，东南门的发掘现场与邻近的东南角门不同，探访工作面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垃圾坑。复杂的遗迹现象虽然给发掘带来了困扰，但一年多来细致的工作还是让考古队员得以完全摸清了东南城门最初的样子。南宫城南墙豁口两侧，两段城墙同时向外延伸，最终在宫城外形成了一组对称结构的复杂建筑。阙楼在古时特指帝王宫殿大门外两座对称的高楼，以前人们一直认为类似的建筑最早出现在汉朝，但没想到的是，在比西汉还要早2000的陶寺就已经有了这样复杂的建筑形式。可是在如此重要的建筑遗址上，为什么会出现密集的垃圾坑呢？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还注意到这些垃圾坑竟然很有可能是陶寺人自己干的。原来从年代上分析，垃圾坑属于陶寺晚期偏早，这时城门的使用只有几十年，还远远没有到该废弃的地步。可是晚期陶寺人为什么要推倒城墙城门，把这里变成垃圾填埋场呢？

其实，早在20世纪末，随着考古工作者对河南王城岗遗址和新砦遗址认识的逐渐加深，人们已经可以确认，那里才是真正的禹都和夏墟。可是这样一来，陶寺又该如何解释？这时候学者们只能尝试把他与另外一位人文始祖联系起来。就在人们对遗址性质的推测陷入僵局时，扁壶上另一个朱书文字的解读，却让陶寺柳暗花明。根据文献记载中，皇帝统治中原之后，地位其实一直在他的后裔之间相承，到了尧已经是第四代，尧执政期间推行了不少仁政，还测定四时节气为百姓农耕颁授时令，更重要的是年老体衰之后，尧甚至提前让出了帝位，并且没有传诸后代，而是禅让给的聪明能干深受百姓爱戴的舜。

众所周知，历史需要文字传承，商以前的夏，还有更加久远的三后五帝，炎黄以及尧、舜、禹等人的生平事迹，自然更加无法让人有信。但是，陶寺遗址的发现，却似乎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这一认识。尧、舜、禹之间相互禅让帝位，长期以来都在遭受着现代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这段记载完全是出于古人对先进政治制度的想象，可是，当何驽把陶寺遗址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尧舜禅让的发生，似乎顺理成章了起来。

早在十几年前，刚接手陶寺遗址的发掘时，何驽就注意到凡是陶寺中期的大中型贵族墓葬几乎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墓坑中的填土未翻了个底，墓主人的尸骨则被丢弃的到处都是，后来又发现宫殿以及宫城城墙也被破坏殆尽，正因为被毁后仅余下的基础，因此才造成了宫殿区发掘10年后宫城才意外被发现。如果何驽队早中期政权交替的解读能够成立，那么显然陶寺的统治者就应该分别对应尧和舜两个家族。那么，在礼仪制度已经如此完备的陶寺中期，舜又为何要建造戒备森严的宫城？他究竟在防御谁，最终又是谁摧毁了他的统治。

2007年4月，随着宫城城门的最终确认，7个要素即将全面实现。如此看来，陶寺的确是一个国家的都城。陶寺宫城城门的发掘，在今天终于告一段落，两座城门的最终认定，不仅给尧舜之都提供了新证据，一块打破城墙遗址的墓地，最终也意外揭开了陶寺遗址被毁之谜，摧毁了陶氏中期政权的人，极有可能是今天许多人都熟知的另一个族群。凶手的身份呼之欲出，曾经辉煌的陶瓷政权末日来临，但是尧舜的子民和后裔却并没有消失，陶寺创造的社会及礼乐制度，最终被黄河南岸的大禹部落吸收，而且传承至今。陶寺文化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考古工作者又一次成功的穿越时空，把最有可能的历史真相展示给我们，如今，对中华文明源头的探索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