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年底，视网膜图像在德国一桩案件调查中被采纳为证据。这也是罕有的这类案例之一。当时，德国商人弗里茨被指控杀害了8名家族成员和仆人。杜恩教授对两名受害人的视网膜图像进行拍照，并声称在这些照片中看到了弗里茨的面孔和一把用于杀死园丁的斧头。依据这些照片及其他证据，弗里茨最终被处死。据当时媒体报道，被告知有这些“确凿的”视网膜图像照片后，弗里茨坦白了罪行。有少数媒体认为，此案证明了对视网膜图像拍照的可行性。但大多数媒体都认为，视网膜图像只是突破弗里茨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最近，德国一家权威法律网站称，弗里茨一案中对视网膜图像的采信，是“荒谬的法医学”。

最终，对视网膜图像进行拍照的理念不再流行，部分原因是对视网膜图像进行处理并不可行。这方面的较近一次严肃的科学尝试，出现在1975年。德国海德堡警方邀请生理学家亚力克德里奇斯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装备，重复库恩当初的实验，目的是决定视网膜图像是否可能被运用于法医调查。亚力克德里奇斯把一只经过麻醉的兔子放在表面有高对比度图案或图像的板条前面，然后杀死兔子，拍摄兔子的视网膜图像。与库恩一样，亚力克德里奇斯成功拍下了一些高对比度的视网膜图像，它们如今存放于英国伦敦的“视网膜图像拍照博物馆”里。但同时，亚力克德里奇斯也肯定地说，视网膜拍照不能作为一种法医工具。

 

 

资料图

 

回到本文开头的特蕾莎遇害案。毫无悬念，特蕾莎的视网膜照片根本没显示出任何有助于指控她前男友安东尼的证据。安东尼后来又两次受审，但均未被认定有罪。他直到死都坚称自己清白。直到今天，特蕾莎之死仍是一桩悬案。其实，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桩案件是通过或借助视网膜图像侦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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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少人都对拍摄死后视网膜图像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就算真有这样的图像，其存在时间也很短暂，而且采用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亚力克德里奇斯能否固定这种图像也值得怀疑，更早期的技术就更不用说，哪怕采用今天的技术也不见得能做到。然而，能否因此就断然否定动物死后视网膜图像的存在及其潜在应用价值呢？并不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