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建国后，北京城的市政规划是拆除牌楼，并对古建筑进行大规模拆除，这与梁思成想保护古城，另外建设行政办公场所的思路完全相悖。从现在的角度看，保护古城天经地义，但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放着成型的办公场所不用，另外建设新北京城，无疑是劳民伤财的，甚至是迂腐的想法。一位古建筑研究者，在那样的环境中，自然无法施展才干。

而金岳霖的尴尬就更有代表性。他的专长在哲学和逻辑学，但在数理化为王的大背景下，这些显然并非当时国内所需，也没什么人想学。他也由此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后来只得改变学术方向。有研究者认为，金老的后半生是个悲剧，因为他背叛了他以前的学术理想。话有点狠，但他也确实有苦衷。

 

 

杨振宁资料图

 

再比如另一位物理学大师级人物束星北。我们都知道，李政道与杨振宁同获诺奖，而束星北正是李政道的老师。他早年研究方向是相对论，建国后由于工作需要，转向研究大气动力学。但从1955年起，他的工作就被迫暂停，受到了迫害，直至1979年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四年后的1983年，束星北因病去世。

 

 

杨振宁资料图

 

当然，束星北的遭遇，与他桀骜不驯的性格有关。但也很难讲，如果杨振宁、李政道回到国内，是否会因为研究方向并非当时国内急需，而像束星北那样转去研究其他方向，从而失去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