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在陈仪看来，半个世纪之久的日本殖民，导致台胞自治能力低下；台胞回归祖国，文化与心理也亟需重建（如推行国语、改革教育内容等），这些都得依靠“训政”来解决，至于“训政”的具体执行者，陈很自然地倾向于依靠大陆来台者④。故蒋介石虽多次建议其吸纳台人进入政府，陈却一直不甚积极。

另一方面，陈仪对台胞又深怀感情。地方自治是国民政府“训政”的核心内容，陈仪在台湾不遗余力推动此事。抵台未满两周，陈即对外公开宣布，将“建立民意机关，给台胞以参政的机会”。及至1946年，台湾省、市、县、镇各级民意机关已然齐备，各级民意代表亦100%全部由本省人当选。

 

 

台湾228事件资料图

 

就政策方向而言，陈仪欲提高台胞的参政能力、提升其民族向心力，本无可厚非。台湾民意机关1946年在参政、议政方面所呈现出的混乱无序，似可证明陈仪关于台胞“不能以理智的态度来实行自治的政治”之判断，有一定的道理（日殖时代台湾的“民意代表”多数指定由日本人充任）⑤；“台籍日本兵”的规模，似也说明在台湾推行文化重建有其必要性。

 

 

台湾228事件资料图

 

但就具体政策而言，陈仪的做法，却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台湾各级民意机构曾一再要求当局在行政领域多任用台籍人才（如台湾国大代表谢娥）。许多台籍知识分子亦颇感委屈，如诗人王白渊批评道：“许多外省人，开口就说台胞受过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为不能当权之口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