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法律后来变形了，大约元政权发现这种现象涉及面太广，难以一刀切，不久又下令区别对待：“若典雇双方都愿意把出典之女变为受典者之妻或妾，可以允许；夫妻一同典雇于人，而以妻充人妾，只要不拆散他们的原有夫妻关系，也予允许；只有接受钱物的典雇行为，才予禁止”（《元史·刑法志》）。

　　这种禁令，貌似禁止，实际上是在纵容，因为接受钱物完全可以私下进行，完全可以用各种方法进行掩饰。这就难怪禁而不止，而且继续蔓延、花样更多了。

　　明代“临时夫妻”之风更盛，朝廷的禁令也比元代更严，波及到了原来的家庭：“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知而典取者子各同罪，并离异，财入官”。该律所附“条例”，处罚更严：“以上犯罪及使女各色骗财等，除真犯死罪外，（户籍）属军卫者发边充卫军，属有司者发口外为民。”

　　组建临时家庭，要杖八十，原先的婚姻关系还要强制解除，没收财产。如果发现有女性以色相诱取“伪主妇”身份骗钱的，最高可判死刑，不可谓不严厉了。

　　清律沿用了明律，但在量刑上比明代放松很多，“必立契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方坐此律。”这种放松，又为“临时夫妻”大开了绿灯，只要不破坏原来的婚姻关系或不收取钱财，就可不受约束。

　　窃以为，由打工潮引发的“临时夫妻”现象，不仅仅是源于住房问题引起的两地分居所致，婚外恋、离婚等现象，跟住房可没啥关系。

　　难道刘代表所说的“临时夫妻们”都睡在露天的吗？难道他们的日常生活开支都是AA制的吗？再说，农民工的情感婚姻啥的，纯属个人隐私或私生活，毫无必要拿到讨论国计民生的两会上去说，也没有必要向古人那样还煞有介事的立法。

　　实际上，政府该做的，还是应该从世风上找根源，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教育上找症结，多多安排一些伦理、道德、忠贞等传统国学课程。

　　从政策上多眷顾一下农民工群体，如用工单位尽可能安排农民工夫妻在一起工作等等，具体的我就不说了，那是时评家们该干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