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坚挺，携带铜钱出海非常有利可图，许多海商都铤而走险，想方设法避开市舶司（相当于海关）的检查，走私铜钱出海。“南海一号”所运载的铜钱，也当为走私无疑。

南宋乾道年间，终于有一名官员觉得忍无可忍，提出用“拔本塞源”的绝招来对付铜钱走私。这名官员就是静江府知府范成大，他向孝宗皇帝上了一道《论透漏铜钱札子》：“每岁市舶所得，除官吏靡费外，实裨国用者几何？所谓蕃货，中国不可一日无者何物？若资国用者无几，又多非吾之急须，则何必广开招接之路？”既然如此，何不将明州（今宁波）等港口关闭掉，停止对外贸易？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范成大的建议显然是一个馊主意，所谓的“拔本塞源”，不过拔的是开放制度之本，塞的是重商主义之源。如果朝廷采纳他的意见，那么发生在明清时期的“海禁”将提前来临。

“招徕远人，埠通货贿”

宋孝宗当然不能采纳范成大的馊主意，有宋一代持续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宋朝君主与政府信奉的经济政策，跟明清时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对商业与市场表现得非常热心，对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趣远大于维持传统的朝贡贸易。

10世纪的宋朝皇帝曾经跟18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如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就“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跟海外诸蕃国展开海上贸易，成为宋王朝的惯例。南宋政府建立后，高宗皇帝更是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国际贸易称为“市舶”，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政府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传统的朝贡贸易，从经济收益来说，得不偿失。正因为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朝贡贸易，宋高宗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显然，如果海外诸国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