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凯声当即慨然允诺。

廖公子，即廖承志。廖承志之父廖仲恺，乃国民党元老，曾是孙中山的左臂右膀，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被右派势力所暗杀。廖承志之母何香凝亦为国民党元老，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廖承志是廖仲恺、何香凝之独子，1908年9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大久保。

1925年，17岁的廖承志加入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19岁的他脱离了国民党。1928年8月，20岁的他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夏，廖承志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蒋经国成为同学。1931年春，廖承志到荷兰鹿特丹，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西欧分会，组织并领导那里的中国海员。

1932年，廖承志回到上海，担任了中国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他身穿旧西装，在上海工人中间奔走，从事秘密工作。

但是，这个短发、八字眉，28 岁的小伙子，也引起国民党密探的注意。

1933年3月28日下午，当他走进上海市中心山西路五福弄9号秘密联络处时，猝不及防，便被一群密探抓获。那密探是国民党的“老闸捕房探员”和法租界的“法捕房探员”。

在当时，这样的秘密逮捕是要严格封锁消息的。可是，翌日上海各家报纸却醒目披露了这一新闻：

老闸捕房搜捕共党

廖仲恺子承志被逮

罗敦贤余文化同被捕

何香凝致电中央营救

标题中“廖仲恺子承志被捕”字体格外粗大。上海滩马上被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国民党政府居然逮捕国民党先烈遗孤，岂有此理！

这一消息怎么会走漏的呢？

廖承志颇为机智，他在上海，并未与母亲何香凝同住。他突然遭捕，母亲并不知道。怎么办呢？他在被捕之后，假称“有一伙计，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密探们大喜，以为廖公子愿供出同伙。于是，就在廖承志被捕的当天夜里，由“三名西捕、两名华探”陪同，前往“伙计”家中。

廖承志把国民党密探带到辣斐德路辣斐坊8号楼上。原来，那里是他母亲何香凝的住所。何香凝见儿子戴着手铐，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廖承志巧妙地把“绝密”消息外泄。就这样，廖承志被捕的消息，当夜便传到新闻界。翌日，报纸飞入千家万户，上海哗然……

首先闻讯赶来的是杨杏佛，他向何香凝表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将着手营救廖承志工作。而营救廖承志，需要聘请一位律师出庭辩护，伸张正义。杨杏佛与何香凝商议，定下了律师人选——吴凯声。

当晚，杨杏佛即拜访吴公馆，与吴凯声商讨如何营救廖承志。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捕房律师声称：“本案（指廖承志等三人）为危害民国之案件，依法可处死刑。”

廖案既已披露于报端，万众关注，捕房便把此案交“江苏省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当时简称“高二分院”）审理。“高二分院”的院长郁晔宣布，3月31日下午2时，开庭公开审理廖案。郁晔又名郁华、郁曼陀，即郁达夫之兄。

营救廖承志

作为律师，吴凯声到河南路老闸捕房看望了廖承志，很详细地听取了廖承志的诉说。廖承志虽然身陷囹圄，却镇定自若，很有条理地叙述着案情，并签署了委托书交给吴凯声。

3月31日午后，位于四川北路的“高二分院”尚未开庭便已座无虚席，旁听席上坐满上海各报记者、各界代表、廖的亲属及关心此案的群众。最引人注目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柳亚子带着女儿柳无非，也坐在旁听席上。柳亚子是廖仲恺、何香凝挚友，正在为营救廖承志奔走。

2时整，法庭宣布开庭。法警带出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三人，全场注目。

第一个发言的是捕房律师甘镜，他称廖承志等三人都是共党，“危害民国， 应解往南京，依法制裁”。接着，“上海市公安局”法律顾问詹纪凤律师又对廖承志一案的严重性论述了一番。不过，即便如此，也不得不说：“因廖君是先烈廖仲恺先生之子，在理论上想似不至有反动行为。”话毕，有“证人”出庭作证，一口咬定廖承志等三人都是中共党员。会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终于轮到吴凯声发言了。吴律师言词恳切，为廖承志辩护道：“廖公子为先烈仲恺先生之嗣，且仅此一子，自被捕后其母何委员思念异常，致旧疾复发，昨已晕迷一次，今仍卧床，忍泣以对。党国有殊勋之人，而使其后嗣遭此牵累，能不痛心？”

由于吴凯声事先晤访过廖承志，预料到有共产党内的叛徒出庭作证，便作了准备，当场驳斥此人：“王其良因在经济上与廖公子有私怨，竟诬告廖公子是共党。王其良空口无凭，焉可做证？只有拿出十足证据，才令人信服。如今，王其良一人作证，又无实据，绝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