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就其富裕程度、文化水准、生活修养而言不逊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正是这个阶层的长期经历欧洲文明的熏陶，贵族阶层在文化上与欧洲是相通的，而低层则是“亚细亚式”的。18世纪至19世纪欧化影响主要在上层，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文化不对称性。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同是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具有600年的差距，俄国与欧洲文化的差异甚至还没有贵族文化和农民文化的差异大。

经过一两代的外语教学，贵族的母语都在退化，就连我们熟知的拉吉舍夫的名著《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部被奉为“18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代表作”，它的语言的致命弱点“是文字粗糙”，所以具有这样的问题，是和拉吉舍夫的出身分不开的。

 

 

沙皇俄国时期,俄国曾遭遇大面积欧洲化风潮

 

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这一缺点是由于我们作家的生长条件，他在童年时必须掌握法文，后来拉吉舍夫又精通德文和英文，而俄文则像当时几乎常见的一样，是学习赞美诗和东正教的历法，也就是说，所用的课本最多也只能教授教会斯拉夫语文，在他到莱比锡时开始忘记俄文，回到俄国任官职后拉吉舍夫感到他的俄文很差，并努力弥补他的这一缺陷，但是他也主要是用教会的斯拉夫文书籍来学习俄文的，因此在他的著作里，处处都碰到‘斯拉夫古文的词汇’。这给他的文风带来一种陈腐古老的性质。

 

 

沙皇俄国时期,俄国曾遭遇大面积欧洲化风潮

 

尤其坏的是，拉吉舍夫越是全神贯注，越是觉得他写的问题重要，便越要给他的思想加上一层深奥累赘的斯拉夫语文的装饰”。有人甚至怀疑该书不是出自拉吉舍夫本人，普列汉诺夫说：“不管这一假设是否正确，无可怀疑的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文字，就是在那时也是古老陈旧的。”（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367-368页）文风所及，贵族们使用俄语时也夹杂着各种外语，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描写的宫廷社交场合就是如此。这种语言风格给后来的翻译者造成很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