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趣的是，“郑和是谁”实质上是“谁的郑和”的问题。纵观郑和下西洋研究史，它与时代背景、社会需要密切相关：近代最早把郑和捧为航海英雄的是梁启超，那时中国积贫积弱，需要民族自信心；上世纪30年代，民生凋敝，经济面临崩溃，于是向达、吴晗等学者开始研究郑和下西洋的经济性质；建国初期要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锁，学术界就研究郑和船队与亚洲、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第四波热潮发生在近年，学术界则转向研究郑和航海在和平崛起与开放方面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是什么？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答案。郑和下西洋叙述主题的变化，反映了“郑和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郑和”。叙事与历史貌合神离，只要是当下需要，郑和下西洋可以被说成是这样，也可以被说成是那样。历史可分为事实的历史和被后人叙述出来的历史。被叙述出来的历史，往往会被扭曲，这种危险性应该警惕，否则后来的研究者很容易被迷惑，很容易人云亦云。

 

 

郑学成为一门中国显学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皇权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明初发展对外关系的重大举措，是明朝施行海禁政策下的官方贸易。对于实践皇权思想和发展对外关系，史学界争论较小，而对于郑和下西洋所具有的官方贸易性质，则看法不一。在明初实行“海禁”政策的条件下，郑和下西洋一向被视为“厚往薄来”，而事实并非如此。作为官方贸易，明朝廷同样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明人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就记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七下西洋，前三次的活动区域，最远只到达印度半岛西海岸的一些国家，后四次则与阿拉伯半岛南端和非洲东海岸地区的一些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从而迎来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最辉煌的时代。对于这场“明初盛事”，后人无需粉饰渲染，也不必诋毁苛责，阐述可以由感而发，评说可以褒贬不一，但必须历史地看现代的文化现象，而不是把现代的文化现象与历史事件、人物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