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任两江总督的第一天起，他就不断地告诫属下地方官保持清廉。他在给出任庐江县令的批语中这样写道：“该令以书生初历仕途，惟俭可以养廉，惟廉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临别叮嘱之言，千万勿忘！”

望江县令到任，曾国藩也这样批示：“该令初次做官，未染宦途习气，尤宜保守初心。无论作至何等大官，终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励，如天地之阳气，万物赖之以发生。”

在给冯卓怀的禀文上，他也这样批示：“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该署令颇能从此著力，案到即办，是勤于治事也。”

总而言之，他要求州县官员自己应该“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曾国藩由于为政极其廉洁，所以对提拔任用的官员要求也极高，但是晚清官场风气未开，整体素质日益沉沦，局部上的改变还是差强人意。同治元年（1862年），他在给安徽巡抚李续宜的信中说：“他选用的州县官员，皆不惬物望，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称意之选。”以此可见曾国藩在此问题上的力不从心，也同时反映了他在构建州县官吏队伍上的要求标准和迫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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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任直隶总督后，他又发现，帝都官场风气素质更是不堪。在保定的途中，曾国藩一路留心考察直隶吏治，结果令他非常震惊。他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此间吏治极坏”。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这样说道：“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余，未曾升堂一次，讯诘一案者。”对此现象，曾国藩决定痛加整顿，“大加参劾”“严立法禁，违者重惩”。他对人说，自己“素非苛刻者流”，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 对直隶官员进行摸底调研考察后，曾国藩在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将第一批参劾官吏向朝廷统一进行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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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劾的十一名不称职人员均为知县、知州以上官吏。曾国藩详细列举了他们的主要劣迹：“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是“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这些参劾措辞激烈，可见曾国藩对当时州县官吏的不作为、贪渎违纪到了极端痛心疾首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