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州县官吏汰换之后，他就开始清理积压案件，当时直隶官场的最大弊病就是不作为。曾国藩发现，从同治八年三月底，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1868年）以前的案件竟达12000余件。仅保定府衙门中由朝廷交办下来处理的重大上访案件就达130余件。

这些案件有的搁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曾国藩不得不感叹：“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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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曾国藩通过考察，提拔了一批读书人做州县官吏，重点集中在德才和办事方面。接任直隶总督一年后，在曾国藩的带动鞭策下，结清了同治七年以前的旧案12074件，同治八年以来的新案28121件，没结清的旧案仅95件，新案剩2940件。此时曾国藩除了严重的皮肤病外，还患有多种老年疾病，加之眼疾严重，可以想见他对此工作承担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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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江总督到直隶总督，曾国藩在构建州县官吏队伍和清理官场不作为等问题上付出了巨大精力，用他的话就是：“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也。”然而面对大清官场日益滑坡的情形，曾国藩遗憾地向好友郭嵩焘倾诉说：“吏治毫无起色，可愧之至。”这里虽然多少有自谦之词，但多少表达了他力不从心之感，但是整顿吏治，着重基层州县官吏的任用选拔，曾国藩为政的巨大亮点之一，也表现了一代名臣对政治高度负责的宝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