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事在当时的四川地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任何一个外来上任的行政官员或者是客商，如果没有向袍哥“拜码头”，那么他们都可能面临举步维艰的处境，甚至有人为此丢掉性命。什邡县的一个恶霸施泽，为打倒旧派袍哥势力，以“清乡副总指挥”的名义挫败“永兴帮”，并制造了1947年枪杀马帮贵和枪杀什邡县特委会情报组长两大案件。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最后竟也拿他无可奈何。

此外，袍哥会在经济方面的实力也让人不容小觑，用一次“大出丧”事件就可以来印证袍哥曾经的排场有多惊人。1946年夏，成都袍哥协胜公口舵把子陈俊珊病故，现场设有灵堂，举办的流水宴席时间长达七天七夜，据称招待了上万人次。来自军政各界的人士近三百人参加了送葬仪式。祭幛、挽联、花圈、锣鼓，长达几十条街，身着的孝帕孝服，形成了白色的人流。成都春熙路、东大街、总府街等闹市，竟出现万人送葬的场面，在送葬队伍中还有狮子龙灯，沿街码头设香案路祭。据统计，丧葬费耗资40万大银元，耗费的人力还不计算在内，而这笔巨额消耗，都由成都市和周边县城的袍哥筹集。

 

 

袍哥会资料图

 

国民党对袍哥的态度

面对如此张狂的袍哥势力，国民政府不仅姑息其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为袍哥组织打开了从政的大门。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四川地区，政治局面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袍哥之手，要对这种“亦袍亦军”的人进行管理，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国民党愈来愈发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后来袍哥的肆意妄为，已经祸及国民政府的统治。

 

 

袍哥会资料图

 

1947年11月，面对地下帮会持续的肆意妄为，社会各界的反对声浪日渐高涨，再加上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等因素，1948年8月国民党行政院发出训令称“各地帮会组织因其份子复杂，行为诸多不轨，各级地方政府自不得准其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