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预防不测，周恩来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11月23日，周恩来致电叶剑英：“目前方针，南京、上海、重庆、北平、长春五处仍留我最低限度之工作人员，进行联络宣传工作，而内部则加强学习。一旦无余地可留，则全部撤走。留时，以西办周子健作榜样，但亦应准备坐集中营。”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还要留一部分人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坚守？主要是为了防止蒋介石意欲嫁祸于我方“关闭谈判大门”，从而揭穿蒋介石政府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的真面目。对此，党中央确定了基本方针。1947年2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王炳南表示，蒋、美逼我们自动撤退京、沪、渝联络机关，“是想从反面证明我们关死谈判之门。因此，我们方针，坚持保留京、沪、渝联络机关，表示决不由我关死谈判之门，但谈判先决条件，必须实行两项最低要求，断无价钱可讲。你们应本此向第三方面及群众广泛解释”。

 

 

中国抗日战争资料图

 

然而，随着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展开，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办事处的处境越来越艰难。1947年2月27日至28日，国民党政府突然派军警包围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并限3月5日前撤离全部人员，同时封闭《新华日报》。周恩来见状立即致电吴玉章、张友渔、王炳南、董必武等，表示《新华日报》被封，“请吴、张速以普通电将经过告京、沪，并向各方各报发表抗议，京、沪、港即据此响应。请董亦向蒋方抗议并发声明”。然后，对善后工作作出紧急安排：报馆工作人员，除留极少数人办理结束事务外，大部分可依计划就地疏散。干部不能隐蔽者，即向延安撤退。王炳南应通知美方，我人员须有专机飞渝送延安。

 

 

中国军民抗战的罕见照片

 

如何安全撤离中共办事处的人员一下子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从南京到延安上千公里，加之全面内战爆发，途中安全没有保证，最快捷的办法还是空运。可是当时我方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更别说飞机了。于是，周恩来明确指示，还是找美军帮忙。

为了争取撤离的时间，周恩来于2月28日，就南京卫戍司令部和重庆警备司令部要中共人员撤离一事致电蒋介石：“阁下业已决心内战到底，不惜以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之门。”“请阁下以正式公函通知我方驻京代表董必武，须延长撤退期限至三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