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外界果然颇多好评，《大公报》报道，各国“日来多致函外部，盛称摄政王及政府诸大老不处汪等以极刑，深合文明国对待国事犯之法律，为中国从来所未有。自有此举，各国均深信中国刑律之改良必能悉臻完善云”。可见，汪精卫没能“引刀成一快”，终失去成为烈士的机会，主要清廷不想因杀一两个革命党，给自己带来更多麻烦。

辛亥后，获释的汪精卫一度宣布“不做官吏”，选择出国留学，在刺客名声之外，收获更多清誉。但汪精卫在海外几年，远离聚光灯，并无建树，颇生悔意，在给吴稚晖的信中，曾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之语。1919年，汪精卫回国，从此投身政治。

 

 

汪精卫相关资料图老照片

 

孙中山去世后，广州选举国民政府主席，11名委员出席，结果汪精卫得11票——其本人亦投了自己一票。老党员周雍能回忆，“汪精卫虽因谋炸摄政王载沣事勇敢著名，但入民国后并未任过方面大员，亦未真正做过实际职务，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却平地一声雷，忽然当起国府主席，真是幸运非常”。

 

 

汪精卫相关资料图老照片

 

此后，汪精卫长期陷入同蒋介石、胡汉民的政争之中，在联蒋和反蒋间反复无常。此一时期，汪精卫也没有忘记宣传自己的烈士经历。1934年初，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自述》，回顾当年狱中情形称：警察从他衣服中搜出《革命之决心》等文章，问他：“为什么把这些文章藏在身上？”汪回答说：“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文章末尾，汪向国人表白：“我的革命决心，固然始终没有改变；而我对人对事的态度，却不免时有改变。但所以改变的理由我无不讲出来，至于理由的对不对，则我愿接受现在和后人的评论。”这种表白，很显然与上一年舆论因热河沦陷、《塘沽协定》等事件而对汪群起责难，有很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