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再次频频公开谈论个人生死也就是所谓“烈士情结”，是在曾仲鸣遇刺事件发生之后。1938年，汪精卫从重庆秘密出走河内，进退维谷之际，军统误杀曾仲鸣，对汪造成不小的刺激。汪精卫在所撰《曾仲鸣先生行状》中引用了曾氏之妻方君璧的话：“在此时代，抗战可死，致力和平亦可死，吾人要当以一己之死，换取国家民族之生存”。《举一个例》中，汪精卫还写道：曾仲鸣“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已经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我这篇文字发表之后，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我会继曾仲鸣先生而死”。几个月后，汪精卫的外甥沈崧在香港被杀。汪精卫又写道：“军兴以来，同胞同志为抗战而死者，先后相望，至于为和平而死者，以曾沈两同志为嚆矢”。曾、沈两人都是和汪关系极密切之人，汪把他们的死，定性成“为和平而死”，并说自己可能“会继曾仲鸣先生而死”，其政治抉择已相当明确了。

汪伪政权成立后，曾仲鸣和沈崧被推崇为“和平运动”的“烈士”，时时纪念。1939年12月，汪精卫发表《艳电书后》，将自己早年的狱中往事，同曾、沈联系在一起，以昭示他们的“烈士”资格：“我于庚戌三月在北京被捕的时候，警察在我身上搜出《革命的决心》几篇文字，问我道：‘带这些文字做什么？’我答道：‘没有什么，这些文字，从前以墨写出来的，如今想以血写出来。’我今日想当初和我一同坐飞机出重庆的曾仲鸣同志，及首先劝我离开重庆的沈崧同志，我惭愧我到今日尚在人间！我誓以我所余的热血贡献于和平运动！”

 

 

汪精卫相关资料图老照片

 

按《艳电书后》中汪精卫自己的说法，曾、沈二人死后，他为完成朋友遗志，“誓以我所余的热血贡献于和平运动”。言辞间似乎确有“烈士情结”在其中；但终究只是汪的自说自话。

 

 

汪精卫相关资料图老照片

 

汪的追随者，也不遗余力宣传其“烈士情结”。1937年，汪精卫的同乡、故人张伯桢之子张江裁辑成《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一书，将刺杀事件全归功于汪——此事主谋实为喻培伦，后殉难于黄花岗之役，同时被捕的黄复生亦几被忽略。更重要的是，使用“庚戌蒙难”一词，将汪1910年系狱事对照孙中山“伦敦蒙难”，突出了汪的领袖地位（汪伪时期，雷鸣所著《汪精卫先生传》，也单有一章“庚戌蒙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