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府成立后，张江裁在伪国史编纂委员会任职，重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由周作人题字，汪精卫等做序。汪在序中说，“自以为为国戮力三十余年，而成效未见，灾难且洊至。深以不获早死为恨。”言下颇为当初没能早死而为烈士遗憾。周作人序中则说，“抑汪先生蒙难不止庚戌，民国以后，乙亥之在南京，己卯之在河内，两遭狙击，幸而得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持此以观庚戌之役，益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将汪三次“蒙难”一体观之，以证其“烈士”精神。

后续，张江裁又编了《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别录》《汪精卫先生年谱》《汪精卫先生著述年表》《汪精卫先生行实录》等书，请周佛海、林柏生等做序。如论者说，汪系文人从1940年左右开始，“有系统地对庚戌蒙难歌咏、序跋、宣传，仿若将和平运动所为比附庚戌年行刺事件”，希望用汪精卫早年的烈士往事，来洗白汪伪政权。

 

 

汪精卫相关资料图老照片

 

今人说起刺杀摄政王事件，往往只记得汪精卫，不仅不知道为首的喻培伦，同样不知道同时被捕的黄复生。相比于汪精卫的地位，黄复生在国民党内籍籍无名，1948年在总统府国策顾问任上去世，“情形相当凄凉，家中除了一架子旧书外，没有其他更值钱的东西”。不过二人的身后荣辱，却截然不同。黄去世后，蒋介石、李宗仁以下皆发悼电致哀，总统褒扬令说，黄“器识沉毅……早岁服膺革命主义，力摧专制，名震一时……”至于汪精卫，生前即已预知死后难脱“汉奸”之名，只能一再回首往事，以图自辩。如学者李志毓所说，“越是到了晚年，汪越依赖于早年的经历，不断地回顾‘烈士’的过往，以此粉饰‘汉奸’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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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既不能像黄复兴那样甘于寂寞，留得晚节；也未真的死在1910年的北京或1935年的南京，成为一个真正的烈士。这是他个人无可回避的悲剧。如吴稚晖说所言，“汪精卫、章士钊晚年成了妖精，把早年的光荣历史，糟践净尽，真是早死几年是好人”。仅靠一再宣传所谓的“烈士情结”，终究没法成为“好人”。至于汪精卫究竟有没有“烈士情结”，史料所见，可以定论的是：肯定汪精卫有“烈士情结”最力者，乃是汪精卫自己以及汪伪的宣传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