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国家利益”为幌子

“有时候，无所顾忌的政治野心家们会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是在追求正义，”汪精卫也不例外。他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制造歪理邪说，证明其行为是正当的。在这里“国家利益”成了他践踏人间正义、扩大权势的借口。

1939年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了广播讲话，题目是《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这次讲话被日、汪视为“开始实际和运工作之宣言”。在这篇文章中，汪精卫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厚着脸皮说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将自己邪恶的行为说成是正义的、合法的。他甚至在文章中这样问道，“试问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么样？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他认为战必亡国，只有跟着他投降才有出路。他无耻地说：“甲午战败，是一件极不幸的事，然而当时的满洲政府，还算是有爱国心的，战败了，就承认战败，讲和的结果，虽然割地赔款，却还保住大部分未失的土地人民主权。如今呢，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宁可输个精光，断断乎不肯收手。这不是比起当时的满洲政府还没有爱国心吗？”把“卖国行为”当作“有爱国心”，把“全民族抗战”比喻成“赌鬼赌博”，亏汪精卫能想得出来。在这里，“民族利益”、“爱国心”这些词汇被汪精卫糟蹋了。不仅如此，他还荒唐地说，“我时时刻刻准备着以我生命，换取同胞的生命；以我的自由，换取同胞的自由”。

2。散布悲观、投降论调

汪精卫叛国源于他的悲观论调，他认为中国在日本人面前，无力抵抗，只有俯首称臣，才能苟延残喘。早在1936年初，他从欧洲回来就赞同周佛海低调俱乐部观点，大谈“安内为攘外的先着”的反共论调，并逐渐取代周佛海，成了低调论的领唱。1938年，他在对英国记者谈话中公开宣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基础。”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希望中日合作共同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声称：“如果国民党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人想分离抗日阵营的图谋，终于让汪精卫动了心思。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出第三次《近卫政府对华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此时汪精卫已迫不及待了，他发表了“艳电”，“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从而公开走上了投降的道路。汪精卫投敌后，仍然不断散布悲观论调，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他认为“蒋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GCD”，抗战只会带来“许多痛苦”、“许多牺牲”。他主张“不如学刘坤一、张之洞之保障东南，李鸿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国联军枪杆之下，成立和议，或者还可以补救一些。”

3。鼓吹“和平运动”

汪精卫投降论调的中心话语就是“和平建国”、“和平运动”理论。伪政权建立后，他继续鼓吹“和建运动”，认为“中国现在除了和平，没有出路”，并特别强调要“对国民心理进行根本改造”，并将加强心理建设确立为文化宣传的基本方针。他高呼：“我们相信，我们热烈相信，和平运动的理论，已经成熟，和平运动的成功，必然到来。”

其实，汪精卫反复唠叨的“和平运动”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是要中国人民放下武器，甘受日本人的蹂躏。他说抵抗只会“把民众赶上了死绝的路上去”。而对和平道路，他是这样策划的：“只要……接受日本关于和平的声明，那么全国停战，立即可以实现，跟着和平谈判，就可以开始。”并进而“全国所渴望的撤兵，必可以做到。”“如果在前方后方的行政当局，以及带着军队的人，能有赞成和平的表示，反共的表示，则日本军队必不会进攻。”［11］汪精卫仅仅根据日本人的声明，就想让中国人民天真地相信，日本人是中国的救星，“和平的条件，无害于国家之独立自由”。然而，饱受日本屠杀的中国人，已经看清了日本人的嘴脸，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只会让他在汉奸的路上越陷越深。

4。污蔑中国共产党

为了欺骗人民，汪精卫疯狂攻击坚决抗日的中国GCD，污蔑游击战是流寇的别名。他说GCD“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他说GCD“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要把中国来牺牲，牺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牺牲的人数越多越好，牺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固然牺牲个精光，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创伤，这在第三国际看来，真个是一举两得。”日本侵华是要“建设东亚新秩序”，其着眼点是“排除侵略主义、共产主义，使不得为祸于东亚也。”

5。以“孙先生的遗志”为招牌

由于利欲熏心，汪精卫放弃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用卑鄙、龌龊的方式来欺骗民众，甚至还厚颜无耻地想捞取正直诚实的好名声。为了给自己的丑恶嘴脸抹一点油彩，他抓住“孙先生的遗志”不放，造谣自己是孙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人。他说“十四年间，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兢兢业业，不敢少变。”他甚至说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日本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都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