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讨好日本侵略者

汪伪报刊在伪国民政府建立前，以鼓吹“和平建国运动”为主调。但是建立傀儡政权后，汪伪政权又增加了一个宣传任务，那就是认敌为友，鼓吹与贩卖“大亚洲主义”，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为日本侵略活动张目。为此汪精卫反复声称对日冤仇“宜解不宜结”，鼓吹“新国民晕动”、“东亚联盟运动”，加强亲日教育，为日本主子效犬马之劳。

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一文开篇，汪精卫就盗用孙中山的名义说：“总理孙先生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这句话意义重大。”在第二段开头“中国革命若要成功，必须使日本知道，中国革命之成功，于日本有利，这不是权谋策略的，而是诚意的。”他把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竟然说成“因为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因为利害相同而相结合，绝对不是有损主权。”“日本既然声明，对于中国没有侵略野心，而且伸出手来，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亲密合作，中国为什么不也伸出手来，正如兄弟两个厮打一场之后，抱头大哭，重归于好？这是何等又悲壮又欢喜的事？”要求中国人民“先责备自己然后再责备他人”。

四、汪伪政权对媒体的迫害与管制

汪伪集团一方面加强自己的舆论宣传，另一方面对其他媒体进行管制。

1。残酷迫害报刊和报人

1939年5月，汪精卫汉奸集团到达上海，为了推行“和平运动”，组织伪政府，他们首先控制舆论，打击抗战言论，压制民众的爱国意识。汪伪集团将敢于和他们对抗的报刊视为“眼中钉”，经常雇佣流氓、打手迫害手无寸铁的报人，其中迫害新闻界的最主要力量是76号特工总部。76号指使大批特务冲击《中美日报》和《大美晚报》：特务们捣毁了《大美晚报》的排字房，打死打伤各一人；抢去7000余份《中美日报》，向报社投掷两枚手榴弹（未爆）。但《中美日报》并没有被吓倒，坚持出版到1941年冬，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英法租界，《中美日报》才被汪伪封闭。《大美晚报》被76号捣乱后，仍然坚持抗日，尤其是副刊编辑朱惺光（亦称朱惺公），坚强不屈，在副刊上连出四期《菊花专辑》，以菊花比喻抗日战士的气节。接着他又编发了《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和《汉奸史话》，歌颂文天祥等民族英雄，鞭挞秦桧等历代汉奸。76号在寄恐吓信没有效果的情况下，于1939年8月30日将其杀害。朱惺光的死并没有动摇《大美晚报》抗日的立场，于是1940年7月19日特务们又暗杀了《大美晚报》的总编辑张似旭。几天后，总经理李骏英又被暗杀。但《大美晚报》没有被压垮，他同样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时才关闭。

2。建立报刊管理制度

汪精卫伪政权建立后，立即建立和颁布一系列新闻法规来管理报刊（如下表），使他们对报刊的统制披上“合法”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凡是与迁至重庆的国民政府颁行的新闻法律法规同名的，均名之为‘修正公布’，以图掩盖其伪法统的实质。”

和蒋介石不同的是，汪伪政权有两个宣传部，即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伪国民政府宣传部，伪政府宣传部设在行政院内。不过两个宣传部是合署办公的。而在蒋介石政权中，政府宣传部的职能是由内政部承担的。汪伪政权规定，创办报刊必须要向伪政府宣传部申请，同时，相关法规中对报刊创办条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尽管汪伪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报刊的法规，但是他们仍然会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时禁止或限制报刊刊载内容。汪伪势力的“苦心经营”，终于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代表国家的计划新闻制度”。不过，无论他们怎样建设，伪政权的法律、法规都摆脱不了垄断性和傀儡性的特点。

1941年2月，日本侵略者宣布向汪伪“交还”广播事业管理权，随后，汪伪政权建立了伪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伪宣传部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等有关广播事业的管理机构，颁布了《改组广播无线电台计划草案》、《广播无线电台条例草案》、《广播无线电台登记注册规则草案》、《广播无线电台播音节目审查办法草案》等一系列法规。这样，汪伪集团在沦陷区内实现了对新闻事业的全面管理和钳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