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印度支那战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在亚洲印度支那半岛越、老、柬三国以越南战场为主体的两次局部战争，即抗法战争（1946年至1954年7月）和抗美战争（1961年5月至1973年1月）。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援越抗法战争（1950年初至1954年7月）和援越抗美战争。

关于这两次战争，特别是后者，美国学者已经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以探讨这个曾经使美国社会感到困惑的问题。至于中国参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情况，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范畴。本文的切入角度不在于战争本身，也不简单是中国与战争的关系，而是选择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视角，即在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的外交游戏中，中国外交政策的定位和变化，及其最终结果。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角度进行讨论，主要是因为印度支那战争持续的近30年，恰恰是冷战发生和发展，并且其重点逐步转向亚洲的年代，而在国际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的取向，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且对于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印度支那局势的演变还展示了冷战状态下国际关系中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大国、强国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冷战格局构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国、弱国的作用是绝不可以忽视的，在两个大球对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滚动方向往往会使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变化。

（一）

论及印度支那战争中的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以及其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矛盾游戏的发生和发展过程，需要首先讲明两个问题：

 第一，这种三角关系形成的背景。

在两极对峙的冷战年代，亚洲在美苏的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战后美国直接参与、苏联暗中和间接参与的两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亚洲。这从某一个角度表明，美苏竞争、乃至争霸的矛盾焦点，实际就是对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当他们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基本确定和稳定之后，即将目标转向了亚洲。而东南亚地区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咽喉部位，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中印度支那半岛更是控制此东西方战略通道的关键一环。由此，东南亚特别是印支地区，作为大国利益和大国彼此间矛盾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自然成为争夺的热点。换言之，美苏若想在亚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就须取得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双方为追求此目标都要培植各自的势力集团，以相互抗衡。于是，印支半岛作为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环节，而越南又作为印支地区的重点，便成为美苏争夺的首要目标。

此外，对于美国而言，东南亚地区是其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桥头堡，为了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寻找楔入的契机。这样，越南作为东南亚的地区性大国，也即被美国纳入重点对象之列。对于苏联而言，要在中苏分裂后达到抵制中国反苏战略的目的，插手印支事务，拉拢越南抗华，是其最现实可行的途径。而对于中国来说，支持并抓紧越南，不仅是抵御美国侵略威胁的需要，而且更是防止苏联合拢其对华包围圈，进而与之对抗的需要。至于越南，出于上述安全利益、地缘政治，以及历史的原因，一直是各大国战略考虑中所注重的一个因素，故而也始终受到大国间关系好坏的直接影响，并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

这些就是20世纪50-70年代，美、苏、中、越之间三角关系发生的基本原因。其中冷战前期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美苏在亚洲尚不处于直接对抗的位置，仍为盟友的苏联和中国在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目标虽然一致，但苏联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外交政策要旨，对援越保持低调，而中国则因朝鲜战争被推到了亚洲反美的前沿。中国对美国干预越南的估计过为乐观，积极支持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美国则高估了中苏插手越南事务的风险，不断加紧军事介入的步伐。这样，印支战场即为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从区域性到全局性的发展变化，以及三角外交中的矛盾游戏，提供了舞台。

第二，这种三角外交的实质。

可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三个主权国家之间，都会发生具有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利害关系。但是，不同时期组合而成的三角关系，就其三边所进行的外交活动而言，却有着不同的实质和内涵。具体到中、美、苏、越交叉构成的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是如此。

在整个50年代，中美苏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意义上的关系，严格说来，它只是一种双边关系，即以中苏为一方展开的对美外交活动，其所强调的是一种由于观念、制度上的水火不容而造成的割裂和敌对。而中苏越更是同一阵营中的兄弟国家，彼此不分你我。此时，社会主义国家以意识形态确定自己的战略取舍，这从某种意义上言之，是一种畸形的国家关系，其以意识形态结盟为主体，相互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压抑或隐蔽起来，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因素自然就大大削弱。因此，这一时期的中美苏关系和中苏越关系，还处于一种定式的凝固状态，尚未形成任何两边都可能相互联盟对抗第三边，而每一边的政策变化都会引起另外两边相应变化的动态的三角格局。

由于政治毕竟不存在温情，民族情感也总要超越意识形态，留下的实际只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和力量对比的总趋势，故而，建立在相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双边关系往往是脆弱的。60年代初期以来，中苏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之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呈瓦解之势。与此同时，美苏缓和，不结盟运动兴起，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世界政治力量出现了分化和改组。无论是戴高乐1965年关于世界存在美、苏、中、西欧、亚非拉第三世界"五大实体"之说，还是尼克松1971年关于美、西欧、日、苏、中"五大力量中心"之论，抑或毛泽东1974年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其反映的现实就是，50年代僵化的两级结构已经开始动摇，世界出现了多极化趋势。这种状况不仅使世界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还导致各种国际政治力量之间越来越具有依赖性，各种不同形式的三角关系开始于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上形成，并且不断发展和变化着。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挥剑断袂后两国关系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以及苏联实力膨胀对美转守为攻、展开全球性争夺的现实，赋予了中美苏、中苏越关系以新的含义。在印支战争的舞台上，中美苏越之间的三角外交开始注入战略利益因素。尤其是中美苏关系完全突破两极结构，进入到单纯以大国政治为基础的三角外交的进程中。虽然中国在三边中是最弱的一方，其力量、地位和作用都还无法与美苏比肩而难以构成三角均势，但就其外交政策的相互制约和影响而言，这种三角外交应该说已纳入到了国际战略的范围之内，成为一种战略三角关系。与此相对应，中苏越之间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定日益卷入一种互动状态，其关系也带有了某种三角战略的色彩。

在第二次印支战争后期，中美苏、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互动影响，交叉重叠，敌友转化，扑朔迷离，既有相互制约，又有相互依赖，外交游戏做得复杂而多彩。就美国方面言之，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为此，美国对三角外交战略的最初运用，便是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从苏联方面来说，其亚洲政策的主旨不仅在于与美国竞争，而且更重要的是遏制中国。为此，它不但将对越政策由脱身改为插手，而且还极力拉拢越南，联越抗衡中美之间的联合。对中国方面而言，苏联已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首要敌人。为此，中国调整对外战略联美抗苏，并竭力避免越南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就越南方面来说，它要获取中苏最大的援助以抵抗美国的侵略，同时在中国反苏政策及对美政策的影响下，又要依靠苏联抵制中国的压力，最终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中美。

尽管在这两个三角关系中，各国力量的对比并无均势可言，中国、越南相应都是三角中最弱的一边，但是，美苏两国毕竟也受到这两种小三角格局的制约，不能左右逢源。中美苏越四方虽然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却都在某种程度上获取了自己的战略利益。此外，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参与国际事务，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美苏走向全面对抗。由此，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变化中又增加了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因素，这即使中美苏三角外交超出了地区的、局部的性质，而具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全局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