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50-70年代两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中美苏越各国于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外交主导方针，四国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相互转化，进行着不同的组合。其间，无论是中美苏还是中苏越，都试图通过各自的外交活动确立起自己的有利位置。不过，美国凭借其优势的地位和影响，在各边的相互关系中始终处于关键地位，保持着最大的机动性；苏联次之；中国和越南相对而言则具有较大的依赖性。

第一，抗法战争时期（1950-1954）。

对于越南的抗法斗争，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开始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1950年1月18日和30日中苏两国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2月初胡志明即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和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共同商讨越南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项问题，中苏两党领导人并明确表示要援助越南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此后，中国不仅向越南派出了军事顾问团，而且还给以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同时具体协助越方组织和指挥了一系列重要战役。在中苏两国的道义支持，特别是中国的军事援助下，抗法战场上的政治和军事态势发生了有利于越南方面的根本性转变。

但是，美国自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就从未安逸地作壁上观，而是不断地进行支持和干涉活动。尤其在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以后，美国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争。这样，越南的主要对手，从表面上、近期看是法国，但从实质上、远期观之则是隐身在法国背后、一直跃跃欲试的美国。拖延和扩大战争，使印度支那问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军事条约体系，已成为美国的一个既定目标。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

而新的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虽然极大地改善了苏联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处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令苏联拥有了较过去强大得多的对美外交实力，但是在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由此，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近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作为"一边倒"的苏联的忠实盟友，在同美国再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面前，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革命性与现实性发生了矛盾，其支援世界革命的强烈愿望不得不让位于对国家安全和建设的考虑。这样，中国转而在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出让步。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打破了在划分集结区问题上的僵局。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

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分化了美英法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美国，打破了其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争取对东南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计划，推迟了美国对印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步伐。但是，从冷战的角度，或者说以冷战思维观察，就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而言，抗法战争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更多地只是满足了苏联实现与美国缓和的意图，并为中国提供了得以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其遗留下来的越南分裂，老挝、柬埔寨在越军退出之后将由资产阶级控制等问题，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美国即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建立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将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军事集团的"保护地区"，将南越直接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这不仅打击了以妥协实现印支和平的中国和越南，而且实际上也预示了美国同中越之间迟早要在印支地区发生军事碰撞的前景。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究竟是什么？是以苏联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吗？这个问题事实上既困扰着某些越南领导人，他们始终认为越南当时有能力解放全国，由此而对中国迫其退让一事久久不能释怀；更困扰着毛泽东，他后来反复就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劝越妥协一事向越南领导人作自我批评说：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过错误，日内瓦会议时我们劝你们只搞政治斗争，不搞武装斗争，你们的武装一撤走，吴庭艳就开始杀人。我跟范文同同志讲过，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你们、我们都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使南越人民付出了16万人的生命代价。

第二，抗美战争前期（1961-1964）。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和越南的政治、军事目标就同美国在印支寻求的目标产生了抵触。中越努力实现印支停战的根本目的在于保住整个越南北部，将之作为基地，完成下一步统一国家的大业。而美国的既定方针则是要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以此直接遏制中国，间接打击苏联。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实际决定了中越两国要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

当美国不断向越南南方渗透，扶植傀儡政权，为其侵略扩张确立军事基地时，中苏两国则在共同帮助越南迅速恢复经济，增强实力。从1955到1958年，苏联和中国对越经济援助分别为5.31亿卢布和11亿元人民币。恢复任务完成后，1959年初越劳党在二届十五中全会上开始强调主动进攻的思想，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认为如果美吴集团挑起战争，即是越南统一祖国的机会。随即加紧准备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翌年3月，越劳党三大进一步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此时，中国也开始热情关注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1961年5月美国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实际启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此后至1964年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前期，面对越南南方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的革命信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在美国的战争威胁面前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中国于1962年夏开始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提供援助，同时积极支持越南在南越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中越同心协力，矛头一致向美。

与此同期，中苏关系恶化与苏联大力缓和对美关系的现实，使中苏越三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苏联为了寻求西方对其缓和政策的理解，尽量将对越南的支持限制在舆论宣传的范围，竭力不卷入战争。而且，随中国对越南影响的持续增长，苏联对印支地区的兴趣也相应减弱，它认为中越两个盟友给苏联外交政策带来的困难要比利益多得多。为此，赫鲁晓夫对越采取了"脱身"政策，有意避免与受中国影响的越南共产党人打交道。苏联不愿意为支持越南党的抗美斗争，尤其在南方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而牺牲与西方的关系，丧失同美国合作的前景。这样，中国成为越南的唯一靠山。面对中苏关系破裂的趋向，越南虽然态度暧昧地从中斡旋，却还是与中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中越关系进入最亲密阶段。

而中国方面，为了维护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在对越外交政策中加入了排斥苏联的成分。如1960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一项军事合作协议即规定：在未获签字双方中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禁止来自第三国的援助。邓小平还以中国向越南提供1亿元为交换条件，要求越方拒绝接受苏联的任何形式的援助。此外，中国对越南在中苏分歧中的调和立场，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此期的美国还并未充分意识到中苏分裂的真正含义，而且由于中国继续保持对美的敌视态度，使中苏离异的迹象没有成为美国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美国这时注重的依然是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在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既如腊斯克所反复强调的：如果北京和河内舍弃南越地区，我们将打道回府；否则，我们就处于一种严重的局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仗要打了。终于，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爆发，美国加速了将战争升级的步伐。

第三，抗美战争中期（1965-1969）。

1965年初，美国开始逐步派遣地面部队及其附属国军队进入越南南方，同时扩大空军和海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将对越侵略由"特种战争"升级为一场局部战争。随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也各自着手新的战略定位，中美苏、中苏越三角关系的色彩逐渐浓重。

赫鲁晓夫的"脱身"政策使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和在越军中的影响大大削弱，至1964年末甚至到了越南国防部要清退苏联军事专家的地步。面对此现实状况，苏联既不愿冒遭受中国公开、尖锐的批判，进而丧失其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领袖地位的危险，更不愿就此放弃地缘政治利益，彻底葬送其加强在东南亚地位的前景。毕竟越南是苏联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的一个主要通道，苏联的近期战略目标是与美国分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并构建对付中国的据点；远期则是要独占对该区域事务的主导权。为此，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即调整苏联的对越政策，将单纯的道义支持转变为物质援助，并于1965年初开始逐渐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力度。此外，为了维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的战略，苏联在实施对越"插手"政策的同时，就积极谋求通过磋商解决战争问题。

此期毛泽东已愈益关注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开始不断权衡苏联和美国的威胁何者为重。对于毛泽东来说，出于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考虑，苏联这个北方的威胁更邻近也更直接；而从意识形态上评判，其对修正主义的敌意实际比对美帝国主义的敌意更深。在毛的认识中，修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要比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危险得多。由此，他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寻找打破几十年与美关系僵局的契机。中国在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时，对意识形态的考虑逐步向安全意识转变。

这时，中苏分裂的事实已使西方世界切实感受到共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其分化趋势正堪利用。于是，因泥足深陷越战而力量削弱的美国，开始考虑体面地结束战争、借助中国力量与苏抗衡的可能性。1967-1968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发展，尤其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向西方显示了中苏关系已处于战争的临界点。中苏冲突的升级为美国实现同中国和解的战略意图提供了条件，美国随即转入从决策上具体利用这一历史机遇的过程，一方面向中国发出缓和信息，一方面向苏联显示其对华战略意图，目的都是一个，即在推动越美和谈、政治解决战争问题上获取苏联和中国的帮助。1968年底毛泽东从最初的反对和谈转而采取赞同态度的事实，实际即反映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一种因应。而苏联更在解决军事争端的政治斡旋中，发挥了重要的，也是主要的作用。

越南自40年代以来就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经济力量衰弱的现状，使其在反侵略战争中迫切要求得到中国和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由于对苏联军援的倚重，越苏关系也从冷漠趋向亲密。而对于越南来说，在地缘、历史等因素的作用下，其潜意识中始终把毗邻的中国这个强大的盟友，视为对自身安全的一种威胁。这样，当中国不仅不能与苏联重新携手共同援越，而且在苏援物资过境运输等问题上与苏联矛盾频仍，有时甚至发生激烈冲突；中国坚决反对越美和谈，竭力防止苏联借此掌握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并在某种程度上对越施加压力，要求其服从自己的反苏路线时，越南领导集团中的亲苏疏华倾向也随之逐渐发展。至60年代后期，越南劳动党实际已决定同苏联结盟，而1969年胡志明的去世，为此铺平了道路。

第四，抗美战争后期（1970-1973）。

这一阶段的中美苏和中苏越三角关系成为一场三方都参加的游戏，战略因素更为突出。

近观中国，在同苏联的关系由敌对升级至对抗后，毛泽东打开中美外交局面，并试图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于是，中国重新大规模援越，以求迅速结束战争，及早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美之间从1973年开始着手进行军事合作，实际上逐渐构筑起了"准同盟"性质的战略安全关系，并使这种双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中美双方交往的纽带。其实，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的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强硬、僵滞的反苏立场和对苏政策，阻碍了中国去灵活地运用这种身份，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并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的工具。其结果是，不但消除了美国对中苏言归于好、再结同盟的疑虑，而且还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中国的外交再次陷入了实现世界革命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

从苏联方面来看，勃列日涅夫在羽翼丰满之后，结束了以往由赫鲁晓夫确立的寻求与美平起平坐的外交总路线，逐步将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到自己的轨道中，于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对美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苏联一面积极发挥其政治斡旋作用，避免破坏同美国的关系；一面也大力援越，并利用中美联合问题离间中越关系。这时，苏联已将目光牢牢盯住了对东南亚的控制权，而且开始掌握印支这把开启东南亚之门的钥匙，认为自己已拥有了在印支地区确立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为此，苏联试图最大限度地运用这种有利地位，发展和巩固与越南关系的新机遇。]越战结束后，苏越战略联盟逐渐形成。苏联扶植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支持其入侵柬埔寨，并控制老挝，建立所谓印支联邦，把印支半岛变成了一个反华基地，终于导致了中越之间的一场战争。

就美国方面而言，随基辛格的访华，中美苏三角关系开始公开化。美国一面告知苏联，其不断援助越南、强调战争的做法正在危害业已改善的美苏关系；一面以美中关系制约苏联，通过拉中国刺激苏联对越施加压力，帮助美国尽快从战争泥潭中拔足。而美国从越南撤兵的事实对其自身并无损害，它正可留下中苏两国去争夺对越问题的主导权，增加中苏之间的矛盾，促使苏越联合对抗中国，进而推动中国倒向美国，双方共同对付苏联在亚洲的抱负；同时既通过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又利用苏美缓和之势制约中国，使毛泽东不断担心美国要踏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以此加强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动权。在中美苏的三角外交中，美国表露出了赤裸裸的战略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