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为什么如同有化学的物理学、地质的物理学以及社会的物理学一样，现在也有了生物的物理学。但，并不一定非得是专业意义上的“物理学家”才能有所发现。

在20世纪中期，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要比今天更为互通声气。一些2 0世纪的分子生物学先驱，包括马克斯·德尔布吕克、西摩·本泽尔，以及弗朗西斯·克里克，都是被作为物理学家来培养的。而当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于1953年发现DNA中的遗传编码，人们也因此开始用“信息”的观点看待基因和进化时，人们通常将遗传编码的发现归功于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于1944年出版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当然，他的一些想法已经被生物学家赫尔曼·米勒早预料到了）。

 

 

物理学相关网络配图（与正文无关）

 

在20世纪中叶，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整合深受当时许多著名生物学家的欢迎，包括康拉德·哈尔·沃丁顿、J.B.S·霍尔丹、李约瑟，他们正是剑桥大学理论生物学俱乐部的发起人。和人们了解DNA“数字代码”的意义几乎在同一时间，应用数学家诺伯特· 维纳在勾勒其控制论的理论，该理论被认为可用来解释从机器到细胞一类的复杂系统是如何由反馈网络来控制和调节的。1955年，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具有先见之明的文章，名为《活细胞的信息传递和控制论》，这给生物学家雅克·莫诺和弗朗索瓦·雅各布提供了一种语言，使他们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明确地描述出他们早期提出的基因调控网络理论。

 

 

物理学相关网络配图（与正文无关）

 

各布提供了一种语言，使他们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明确地描述出他们早期提出的基因调控网络理论。

造成这种割裂的关键原因，在恩斯特·迈尔于2004年出版的《是什么让生物学如此独特》中进行了总结。迈尔是最杰出的现代进化生物学家之一，仅仅是这个书名，就反映了一个普遍流行的观念，那就是生命科学例外论。在迈尔看来，对物理学所能提供的一般理论来说，生物学太混乱、太复杂，所以这些理论没有很大的帮助——魔鬼总是在细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