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途泥泞，议又欲乘冻早发。店主以上房之不给房钱，锁门不开。正使拿入干粮马头，决棍后，出付店主，使之捧钱，而即令开门，店主不听。乃令打破门扇，则店主始惧而开门，日已晚矣。

使团中的干粮马头拖欠店主房钱，店主一怒之下将使团锁在店里。虽然使团正使将欠钱的仆役杖打，并补缴了房钱，但店主仍不肯放行，最后双方几乎大打出手，酿成外交事件。

由于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在中国境内常常做偷盗、抢夺之事，所以每当朝鲜使团经过，沿途居民都会严加提防，以免遭受损失。康熙五十一年，金昌业等人行至辽东凤城，在某农户家停留时，有这样一段细节被记录了下来：“主家女人以刷马人系马于鸡埘下。禁之。盖尝屡被偷窃故也。”女主人不允许朝鲜使团的仆役在鸡窝附近拴马，是因为以往常发生使团仆役偷鸡的事情。帮子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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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在中国境内不时发生骚扰沿途百姓的事情，一方面固然与帮子们自身素质不高、贪图小利的本性有关，而使团官员管理不力也是重要原因。朝鲜向为礼仪之邦，对外极为看重本国形象，可又为何对使团仆役的不法行为难以约束。在笔者看来，这与朝鲜使团人员构成比例不合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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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使团的规模在明代还比较小，约在30人左右，两班士大夫控制整个使团比较容易。但是进入清代，朝鲜使团的规模不断膨胀。金昌业参加的康熙五十一年朝贡使团便是由541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在使团中，两班士大夫和中人一共只有43人。仆役阶层，也就是“帮子”，人数高达498人。让只占使团人数8%的官员去约束占使团人数92%的帮子，实在是难以做到。另外，从明末以来，朝鲜王国的阶层构成也发生了变，这与明末清初朝鲜经历的两大战乱(1592至1598年的倭乱，即“万历东征”;1636年的丙子胡乱)直接相关。在经历两次大规模战乱后，朝鲜原本森严的社会等级开始松动。阶层间的人口流动加剧，直接后果就是原本作为社会上层的两班士大夫，其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