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丽棒子”语境中的“高丽”和“棒子”

关于“高丽棒子”一词，还有一点值得探讨。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帮子(棒子)”一词是明朝末年以后才在中国人中流行开来。但当时的朝鲜半岛已是朝鲜王国时代，若按照常理，中国人应将朝鲜使团中的仆役称作“朝鲜棒子”，而非“高丽棒子”。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不难发现当时的中国人把“朝鲜”称作“高丽”的现象相当普遍。

咸丰五年(1855)，徐庆淳在出使中国时注意到，辽东人往往称朝鲜人为高丽：“辽人见我行，必呼曰嘉吾丽。华音称高丽曰嘉吾丽，高音嘉吾也，丽音离也。”不仅辽东人，北京人也把朝鲜人称作高丽。再看康熙五十九年(1720)朝鲜使臣李宜显的记述：“我国人乘马，别使人牵之，燕中人大以为笑。每儿童辈乘马，使人牵之，作劝马声，称高丽高丽而去。”乾隆三十一年，洪大容赴北京戏场看戏，同样被中国人唤作“高丽老爷”。如果说，中国普通百姓因为见识有限，把朝鲜称作高丽情有可原，那么再看看中国官员的例子吧。洪大容在《湛轩燕记》中记录了自己与中国官员希员外的对话：

 

 

韩国人为什么叫棒子?保证你不知道

 

税官立门外，熟视良久，举手招之。余进与之揖，问其居住及职名，答云：“满洲人，家在京里，见任沈阳户部员外郎。”希问：“国王何姓?”余对以实。希曰：“在先有姓金姓王，今何姓李。”余曰：“新罗姓金，高丽姓王，本国姓李。”希曰：“然则高丽革世而为朝鲜乎?”余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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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下层官员竟对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缺乏基本的了解，误以为朝鲜半岛上的政权仍是王氏高丽。而此时已是乾隆三十一年，距王氏高丽灭亡近四百年，中国下层官员对朝鲜相关常识之贫乏实在令人吃惊。可见当时大部分中国官员对朝鲜的了解程度与普通民众并无太大区别。再来看看饱读诗书的中国儒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