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信结语，郁达夫顺着新居格不清晰的言语指向说：“因覆书之便，我想顺手在此地提起一笔，敬祝那些友人们的康键。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的。在那时候，我想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陷谋弥补的方法。”

不论怎么看，在1940年这个时间点上，收到新居格的这封信，都有些蹊跷。自1937年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以来，整体看去，中国处于守势，劣势，但由于中国军民的有力阻击，日本也并没有达到他们快速吞并中国的目的。正在一个敌对国之间胶着状态下，一个日本文人，通过东京的《读卖新闻》，寄给中国著名文化人一封“再三恳请，一定要”回复的函件。

说实在的，读了郁达夫翻译新居格的信，并没有使人觉着其中有非回复不可的急迫内容，没有当下局面中大是大非必须刻不容缓讨论的问题。这就形成难题，你若不回复，似乎就有失礼之嫌；若回复，其间文字，无论翻译歪曲或断章取义，郁达夫都难能辩白此时发表在敌国报刊上效应。我们不愿怀疑这其中有何阴谋，但一再要求回复，却并无回复必要内容的函件；以及郁达夫认识，熟悉的，有多位日本文学界有影响的人都没有出面，只让一个仅见过郁达夫一两面，对郁并非熟知的人来致函，并强求回复。无论怎么看，都不够正常。

 

 

郁达夫作品,抗战中郁达夫如何应对敌方的“问候”

 

文化是一种说起来有些虚，可表现却相当具体的人的现象。你看，一封信，回是不回，其间竟藏有如此繁复，费人思索的考量。所幸在，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面前，这实在不会形成大的问题。他首先将敌国人来函翻译出来，然后对照回复。来函闪避含糊，郁达夫回复直接明晰；来函用一些在和平状态下的“理解”“信赖”“人间性”“友好”等虚泛司汇，郁达夫却以有日本人也参与“我们的工作”的事例来说明真正的“正义感”“人道”“天良”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用自己老母，胞兄死于战乱，图书被毁，妻离子散的惨痛实例，来表达对“正义”的渴望和追求。来函表面似乎言及着个人间的情感，郁达夫回复却充满整个民族凛然的“春秋之义”……一读之下，高下立判。

 

 

郁达夫作品,抗战中郁达夫如何应对敌方的“问候”

 

文化当然不是为了去争什么“高下”，可大义当前，有些东西你不得不辩，不得不居高临下，体现文化的深厚，骨骼的坚韧，节操的高洁……这篇包括郁达夫解说，新居格原信，郁达夫回复的完整文章，最后以《敌我之间》的明确题目，发表在1940年6月1日、3日的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副刊上。此文应当寄送到日本国内。但从有限的资料上看，似乎没有见到翻译文章在该国面世。我们希望它已经翻译发表，因为发函者和转信来的《读卖新闻》“再三恳请”……不过不发表也不算意外。郁达夫的回应，并非他们所企望，这是一目了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