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新居格信中的话，郁达夫将内容落到了中国知识阶级身上：“你来信上所说的‘对二十世纪现状的怀疑’，‘人类生活还有很多缺陷’，‘我们创造者应该起来真正补足这些缺陷’，我是十二分的同感。现在中国的许多创造者们，已经在分头进行了这一步工作。中国的文艺，在这短短的三年之内，有了三百年的进步；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差不多个个都已经成了实际的创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这时候，来到中国内地（战地的后方），仔细观察一下，将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一句话的并不是空言。”

接下来，郁达夫带有相当底气地说：“中国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经过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所持的更发挥了它们的威光……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郁达夫当然知道，这位日本人的来函，背后带着对中国人民战争承受能力的不良意图的探测，所以他直言：“新居君！你以为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带着威胁性的大言壮语么？不，决不，这些都是现在自由的中国的现状，实情。不管这一篇文字，能不能达到你的眼前，我总想将现在我们的心状、环境，对你作一个无虚饰的报道。

 

 

郁达夫作品,抗战中郁达夫如何应对敌方的“问候”

 

一半也可以使你晓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们的近状，一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众的参考。”这是当时中国人真正的精神状态。可从新居格信函中可知，他（包括绝大多数日本人）是不知道的。故此，郁达夫不无讽喻地补上一句：“看事情，要看实际，断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词，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当。”

 

 

郁达夫作品,抗战中郁达夫如何应对敌方的“问候”

 

郁达夫诉之民族大义之余，当然还有情谊。回交的最后，他谈到了与日本友人交往，以及代表日本政权的警察厅的情状：“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实在也是很多的；我在四年前去日本时受到的诸君的款待，现在也还历历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当我到了京都，一下车就上了奈良，去拜访了志贺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厅起了恐慌，找不到他们要负责保护的旅客一层，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