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负责“怨恨”计划期间，到我办公室访问的那些人很像一支国际纵队。在美国执行秘密任务的英国皇家空军的两名情报官员带来了满满6页纸的问题，他们急于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派驻在英国、法国、德国的空军情报官员因公返回美国时，常常会带回一堆非机密的飞碟资料。一个经常往来美国和欧洲之间的非军方情报人员，将我收集的关于UFO的畅销报纸和杂志送往德国。作为回报，我会收到欧洲发生的目击事件的最新消息。这些目击事件从未被公开过，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到达美国航空航天技术情报中心（ATIC）。

在决定“怨恨” 计划命运的那一天，杰里·卡明斯中尉将他的角质框架眼镜托在鼻梁上，脖子伸得老长，从镜片上方盯着卡贝尔少将，样子滑稽得很，全然不像一个中尉。他说，UFO研究陷入了困境。从那时起，“怨恨”计划一点点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洛斯卡顿中校曾断言我在“怨恨” 计划待不了几个月，结果被他言中了。

 

 

ufo档案研究计划,“蓝皮书”计划成立

 

自1952年3月起，“怨恨”计划不再是某个团体的内部项目，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官方名称为航空现象研究大队。航空现象研究大队成立后，这一计划的代号也随之变为“蓝皮书”，不再使用“怨恨”一词。对于那些喜欢通过名称解读隐含信息的人们，我想说的是，“蓝皮书”这一代号取自大学测试题目，无论是计划还是测试，都有一大堆令人困惑的问题存在。

 

 

ufo档案研究计划,“蓝皮书”计划成立

 

因为收到的报告越来越多，“蓝皮书”计划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从1951年12月开始，每月收到的报告数量由大约10份增加到20份。1952年3月，报告数量略有减少，但4月的报告数量就达到了一个峰值——我们共收到了99份UFO目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