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差别不容忽视。自1987年“灰人”在全球规模上被霍普金斯和斯特利勃尔等人普及推广，美国以外的资料已向这种类型转变。这一事实成为目击报告背后有人类主观意识存在的强有力的证明。外来人物原来的外形和举止与目击者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这一观点的另一个线索——这里面的文化痕迹意味着案件从不显示超出我们自己很多的技术水平，而只是恰好平齐而已。

美国被诱拐者明白盛气凌人的科研人员想使世界与他们自己的概念相一致。南美人邂逅了神话般的、多毛而富侵略性的人物。英国的和欧洲的目击者则倾向于与有礼貌而文明的、但优柔寡断的外来人接触，他们似乎害怕做得太多而破坏了宇宙的平衡。

剩下来该让非美国的诱拐事件研究者来指出这样一些问题了。1980年，在澳大利亚风行“灰人”劫持事件之前，基兹·巴士特弗尔德出了《UFO：想像的假设》一书，提出了一种心理学理论，它并不贬低美国不明飞行物学界。他提出，那些经验是一种栩栩如生的不寻常幻觉。他后来与心理学家罗伯特·巴邵洛谬博士一起工作，开拓性地提出了被诱拐的人是一种称作“有幻想倾向的人”的概念——人类中的一小部分具有这样一种栩栩如生的幻想生活，他们难于把自己想像中的记忆与真实的记忆分开。这个理论正在退却，但它很重要，这样的概念应该由不明飞行物学者进行验证。

1988年珍妮·兰德尔斯出了一本题为《诱拐》的书，在美国只有极小的影响。该书指出了劫持事件中的主观因素、精神上的复合、目击者具有很高水平的视觉创造性以及寻找一种所有这些神秘方面的解释需要—不仅仅是盛气凌人，更是美国人研究的单方面的方法。

有些人觉得，正反面的结果都能发生。“小个子灰色皮肤的科研人员完成医学的实验”是不明飞行物学者强加于这类资料上的直接结果，特别是在美国。在其他文化背景下，那种评价不太盛行，目击者对自己经历的描述不同，并且倾向于其他(往往是更友好的)类型的空间诱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