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北京相比，上海就要更费脑筋来解决工人阶层的居住问题。上海原本就是中国的工业中心，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通过增加产业工人数量，把畸形的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再加上“低工资高就业”的经济政策，上海工人数量连年增长。这里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同时聚集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其中仅纺织工人就有四五十万之多，居住环境普遍很差。

195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指出：“目前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必须照顾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在此背景下，曹杨新村“1000户”工人住宅（实际建造1002户，即曹杨一村）和“两万户”住宅先后应运而生。曹杨新村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工人新村”，之后上海又在沪东、沪西两个工业集中分布区建设了多个工人新村。此后，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新村建造活动。

大院和工人新村，有一个共同点，本质上都是封闭的社区，功能齐全、自给自足的小社会，里面有门诊部、浴室、理发室，还有不同种类的子弟学校。在其他城市，也有各种大院和工人新村的“变种”，用一个形象的词来说，就是单位的“家属院”。大家上班在一个单位，甚至在一个车间，而下班后，又住到同一栋楼，甚至同一单元。父母是同事，而孩子从小就是在一起的玩伴。这是一种集体生活，很容易培养起共同的认知。大院或者工人新村里出来的孩子，往往都经历过某种“残酷青春”，与别的大院或家属院的子弟打架斗殴，似乎是必然要经历的成长课。

 

 

建国初期新建筒子楼

 

如今，很多“工人新村”都已经被拆或者面临着即将被拆迁的命运。第一代新村的居民，早已是白发老者，他们对这种家属院的生活充满了感情。“新村”，就这个词的意思来说，它让人想起农村的村庄，尽管从事的是工业生产，“新村”仍然是一个传统意义的熟人社会。尽管已经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就人与人的联系方式来说，仍然充满了温情。父母上班，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看管，或者让孩子们在大院里自由玩耍，都不会有什么安全上的担忧，这样的居住环境，能给人以特别的安全感。

 

 

建国后的公有住房

 

福利分房的终结

不管是北京的大院，还是上海的工人新村，或者全国各地的各类“家属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采用的都是福利分房的制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计划经济中，人们的剩余价值都被收归国有，国家利用这些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由各企事业单位盖住房，然后按级别、工龄、年龄、居住人口辈数和人数、有无住房等一系列条件来分给一部分人居住。居住的人实际支付的房租远远低于建筑和维修成本，房屋的分配实际上是一种福利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