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的二十四年时间里，史书上只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正月、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正月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三次朝见群臣的记录。除此而外，就再也没有嘉靖上朝视事的记录了，创下了明朝建立以来皇帝怠政的新纪录。经筵被废止，祭祀大典也几乎由官员代行，嘉靖唯独与身边的术士形影不离，言听计从。正如《明史·陶仲文传》所说的：“帝自二十（一）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陶）仲文得时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议己，每下诏旨多愤疾之辞，廷臣莫知所指。”

皇帝做了“甩手掌柜”，但又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完全不理朝政势必造成国家机器的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嘉靖更需要一个既忠实又柔顺的大臣充任内阁首辅，帮助他全权处理朝政。结果，机智敏捷、善于揣摩帝意的奸臣严嵩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内阁首辅。严嵩常常利用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排挤其他阁臣，并让自己的儿子严世蕃进入值房，为其代办票拟之事。而严嵩父子又是以贪墨而著称的，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专权自恣、排除异己、安插私人，疯狂地攫取财富，造成政以贿成、吏治极为腐败的局面，社会矛盾也再一次尖锐了起来。所以有人说，“壬寅宫变”是嘉靖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明代嘉靖皇帝资料图

 

“宫变”发生后，嘉靖死里逃生，但他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多干一些利国利民的事，反而以为自己能够大难不死，全赖天地、祖宗和神祗的保佑，更是自己长期崇信道教的结果。从此变本加厉，更加依赖道术，使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嘉靖皇帝朱厚熜

 

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即杨金英等宫女被处决后不久，嘉靖即在内廷举办大型的祈福禳灾大蘸，竟感叹道：“朕非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焉有今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