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中，梃击案的主角之一张差应该是最冤枉的，他本蓟州一农民，之所以进京是因为乡里亲戚叫他跟着一个当时不知姓名的老公（民间对太监的习称）来的。那老公带他吃了顿饭，叫他“去闯一下，遇着人就打死他。打死了人，我们会救你”并许诺他以后“吃穿不愁”。有了这个保证和诱惑，张差才铤而走险，结果稀里糊涂送了命。至于崔文升和李可灼，估计胆子再大，也不敢对皇帝下毒。他们之流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崔文升是郑贵妃宫里的人，李可灼是内阁首辅方从哲带进宫的，而方从哲与郑贵妃走的比较近的缘故。实质上，三案中所体现的冤案和朝廷内外派系斗争，只是整个明朝在这方面的一个缩影而已。

三个案子中，充斥其中的是内廷外廷各大派系借机拉帮结派，或以奏疏弹劾对方，或祭出杀手企图置对方于死地，而皇帝尽管大多贪财好色、昏庸懒惰，但却一直稳坐钓鱼台，这得益于明初朱元璋在制度上的精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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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主要在两方面做了安排，其一是废除宰相制。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一种宰相为政府领袖，君权、相权互为节制的政治格局。明初，也还设有宰相，后通过胡惟庸案，朱元璋担心相权坐大影响皇权，为保证后代江山稳固，就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并传谕后世子孙永远不准设立宰相。废相后，原来归宰相的权力分散到户、吏、礼、兵、刑、工六个部。六部加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院，合称九卿，只对皇帝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头政府，总其成者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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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卿之外，皇帝在内廷又设立内阁，帮助皇帝处理日常奏章公务。明太祖、成祖都是马上打天下，有精力也有能力自己拿主意处理事情。仁宗之后，皇帝的精力智力逐渐萎缩，难以应对复杂政事，发展到后来干脆长期不上朝，也不与大臣们见面，内外一切奏章，先由内阁拿主意再送进宫去，阁权于是逐渐重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