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胡惟庸案，被诛者三万余；蓝玉案，株连一万五千余人。朝廷重臣中如汪广洋、魏观、高启、苏伯衡、张孟兼等，稍不适君意，即遭罢黜或处死。明成祖时，方孝孺仅因拒绝为朱棣起草诏书就被诛九族。方孝孺不服气地说：“诛十族又何妨！”明成祖遂把他的老师的一家也算上，凑够十族。仅仅多了一句话，一家数口无辜被杀。这种动辄株连族人的手段在明朝很是普遍，无数人无辜送命，冤魂成千上万。被诛者中，又以读书人居多。故入仕的读书人大多唯唯诺诺，不敢轻言，盖皆因祸福系于皇帝一人而致。然而物极必反，皇权虽稳固，却缺少能臣，皇帝又不理朝政，明朝政治一直内耗不断、日益腐败，终致国势日衰而灭亡，这恐怕是朱元璋没有想到的。

明朝政治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宦官专权，为历代少见。之所以如此，与明代的制度和皇帝自身有关。

朱元璋在明初设计制度时，一方面，他为内监设立了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等十二监和四司八局等机构，合称二十四衙门，经营范围包括衣、食、住、行、军器、钱钞等。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宦官专权的危害，订出很严厉的措施，规定内臣与外官不得有文移往来；不得互通消息；内臣不得兼有外臣文、武官衔等，还铸了块铁牌立在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但这件事本身即存在矛盾之处。内监既然掌握着许多要害部门，就不可能恪守他的规定。特别是司礼监，不仅掌握着内监的处罚、惩戒之权，明代中后期还拥有了代皇帝“批硃”的特权，有时权力比内阁还大。因此，明朝太监不仅干政，而且干预的比任何朝代还要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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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18年，明成祖派内监到军队中担任监军，并设立了归司礼监经管的特务组织东厂，负责侦查和缉捕工作。成化年间，明宪宗又增设了西厂，安排他宠信的内监汪直管理。他常派汪直换上便装，帮他到各处探查他想知道的隐秘事情。这样，在内廷形成了东、西厂之间的明争暗斗。明英宗时，大太监王振掌权，每次朝臣要进宫见皇上，必须先捧上金子。后王振家被查抄得金银60余库，玉盘百块，珊瑚六七尺者20余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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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初年，明武宗为太监刘瑾又增设了一个叫“内行厂”的侦事机构。正德十四年，皇帝想南巡，群臣谏阻。刘瑾即罚朝臣107人白天跪在午门，晚上逮入监狱，如是五天，每人还杖击三十。至万历年间，内监的权力范围已扩展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凡有名目，无不设监取税，大小内监布满各地，敲骨吸髓，扰得民不聊生。”史载：大太监陈奉在襄阳时，冒称“千岁”，作恶多端，群众围了他的税署，把署中的耿文登等一十六人全部投入江中。陈奉见势不妙，躲入楚王府中，才逃脱性命。内权之盛，到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时达到顶峰。魏被人称作“九千岁”，浙江巡抚潘汝祯为其设立祠堂，监生陆万龄则在国子监朗诵歌颂魏忠贤的祀文，把他比作当代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