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有的行为、思想和情绪，都在以某种方式改变我们的大脑，改变方式是以大脑的化学或功能的变化为基础的。”现在已经是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的罗伯森说，“‘神经可塑性’是人类行为本质最常见的特征。对脑力的这种理解开发了治疗大量潜在疾病的新技术。”

他认为，积极思考的力量已经获得了科学的公信力。“人类对自己大脑功能的控制比他们一直以为的要多得多。从健康到性格等方方面面，遗传与环境的影响力可以五五分，我们应该积极地对待环境这一半的作用。”

对“神经可塑性”的公开讨论已经很混乱了，而乱上加乱的是，这个词本身有好几层意思。伦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莎拉·简·布莱克默说，广义上讲，它指的是“大脑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刺激的能力”。但大脑适应环境变化的方式多种多样，“神经可塑性”可以指结构的变化，比如神经元的产生或消亡，突触连接的建立、加强或删除，也可以指功能性重组，比如巴赫·利塔用奇妙的装置刺激盲人的大脑使用以前多余的视觉皮层。

 

 

大脑模型

 

从更大的、发育的层面上讲，有两类“神经可塑性”。在整个孩提时代，我们的大脑经历了一个“经验期待”的可塑性阶段，我们“期待”从环境中学习重要事情，比如怎样讲话。我们的大脑要到25岁左右才能完成这方面的发育。“这就是对25岁以下的人车险金额更高的原因。”罗伯森说，“人类的前脑叶要到25岁时才能完全连接到大脑的其他部分。在此之前，人类期待风险和冲动的能力还没有形成。”第二种是“经验依赖”可塑性阶段，布莱克默说：“这就是我们学习做什么或者环境有所变化时，我们的大脑所做的。”

 

 

大脑模型

 

四、成功学中的“大脑重组”只是空想

科学被夸大的一种方式就是将不同种类的变化混合起来。有些科学家的文章使人感觉好像几乎任何事情都与“神经可塑性”有瓜葛。在《改变是大脑的天性》中，诺曼·道伊奇讨论了各种各样的性兴趣，并称之为“性可塑性”。他甚至用“神经可塑性”来解释文化变化，比如现在人们结婚时首先考虑的通常是感情因素，而不再注重对方的经济条件。伦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副主任、神经科学家索菲·斯各特认为这只不过是成长对大脑的影响，不是“神经可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