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回复信函之前，对相关情况作了一些说明：“因为从小的教育，是在敌国受的缘故，旅居十余年，其间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国以后，在福州、上海、杭州等处闲居的中间，敌国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学者，来游中国，他们大抵总要和我见见谈谈。别的且不提，就说这一次两国交战中的许多将领。如松井石根、长谷川、阿部等，他们到中国来，总来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们相见的。”

熟悉郁达夫生平的读者知道，郁的读书教育，从中学到大学，在日本近乎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结交一批后来有头衔（将领）的朋友，也算得正常。不仅如此，因为创作，郁达夫在日本也形成影响。所以尽管“七一七抗战事发，和这些敌国友人，自然不能再讲私教了；虽然，关于我个人的消息，在他们的新闻杂志上，也间或被提作议论。甚至在战后我的家庭纠纷，也在敌国的文艺界，当成了一个话柄。

 

 

郁达夫作品,抗战中郁达夫如何应对敌方的“问候”

 

而《大风》上发表的那篇《毁家诗纪》，亦经被译载在本年度一月号的《日本评论》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大特辑上……”说这些，当然不是炫耀，只是说明日本方面报道自己的各种情况，甚至很私人的婚姻生活，都是有的。不过，在特定的情势下：“按之春秋之义，对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问的态度置之。”

 

 

郁达夫作品,抗战中郁达夫如何应对敌方的“问候”

 

这个新居格由日本报纸转寄来的，到底是一封怎样的书信呢？为求完整，郁达夫亲笔将其翻译过来——《寄郁达夫君》：